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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文化视野下的,关于欧洲中国的历史和文化

文章作者:世界史 上传时间:2019-10-05

现行的世界历史分期法之所以不合理,在于没有充分注意近代以前和近代以后人类历史各自的巨大特殊性,并将划分近代以后世界历史时期的办法硬套在近代以前的历史上,因而在世界史分期的理论与实践上造成了极大的混乱。西方传统的世界史分期法以欧洲历史发展的阶段性来划分世界历史的阶段性,其片面性显而易见。苏联史学界的世界史分期法,充分考虑到社会经济形态这个因素,应该说是一种进步。但他们没有完全从人类历史发展的实际出发,把社会经济形态更替的学说当成僵死的教条而对人类历史的横向发展,尤其是对近代以前世界各地区社会经济形态发展的严重不平衡性、不同步性以及基本上是各自独立成熟的特点严重估计不足。这种教条主义的态度自然不能正确解决世界史分期问题。需要说明的是,我们强调指出近代及近代以前人类历史发展的不同特点,丝毫也不否认社会经济形态更替对人类社会发展的巨大影响。这同历史分期并不能完全划一个等号。我们只是试图从历史实际出发,力求在分期问题上反映地球上各地区(包括各种社会经济形态)相互联系和相互影响的实际程度和具体状况,从而科学地展示人类历史发展的实际进程。

  由英国阿克顿勋爵策划并在其逝世后于1902-1912年间陆续出版的多达14卷的《剑桥近代史》,开创了由专家联合撰写历史的剑桥史传统。在此之后出版的卷帙浩繁的《剑桥中世纪史》《剑桥古代史》《剑桥中国史》等都成为该领域的权威之作。冠以“剑桥史”的系列随后又衍化出很多著作,如国别史、区域史、事件史、专题史等,世界史撰写不断发展壮大。其中,2015年出版的多卷本《剑桥世界史》,则全面系统地反映了国际学术界最新的研究成果。

《太阳的后裔》中有一句台词:“静悄悄的走,活着回来”,这种感觉非常奇妙。读书好比一项作战任务,静悄悄的过去,活着走出来即可。我们恐惧的不是我们没有能力,是我们有无穷的力量。在肤浅的水面上看到一点涟漪,研究其成因就务必要深入水下一探究竟,否则永远浮于表面的星点调侃必然是一种可悲的活法。

自1877年开始到1886年去世,兰克先后推出了六卷本《世界史》,此后他的助手又在其遗稿基础上整理出版了三卷本,共为九卷本。在时间上,《世界史》只写到15世纪,因此只是一部世界古代与中世纪史,并且是以欧洲史为核心的。因兰克在此前已经完成了15世纪以来欧洲民族国家的历史,所以他的《世界史》等于是为其近代欧洲史补充了古代中世纪的基础。

(12)汤因比:《历史研究》(索麦维尔的节本),纽约1947年版,第36、37页。

关键词:世界史;剑桥;多元文化;视野;剑桥世界史

《从晚清到民国》书中提到“日本人呢?在他们战败之初,倒有些忏悔心态”。此话的意思在其他资料中也有过了解,为何一段时间后日本学界、政治界甚至基层民众逐渐地把他们在大陆赤裸裸的奸掳焚杀看的如此的平静和甚至美好呢?如果想知道答案看来读书是解决不了问题,可能需要亲身实地的查看日本的生活状态和民族性格,否则没有办法得出符合自身疑问的合理答案。一四年有机会在南京逗留一天,本来计划参观大屠杀纪念馆,可后来又决定不去。自己脑子里面本来有一个真切感受,用碎片化的信息拼凑起来的一个龟裂的“壳”,如果在纪念馆看到经过某些人按照规则精心设计的场景,我只能吐槽了。所以把时间全部用在观赏南京博物院上,虽然能看懂的内容少之又少,可是总是在一些小细节上感受到展品的优美灵动,艺术真正的美就是让我这样的粗人都能舒服。之后我发现热爱中国比仇恨日本意义更大。

长期以来,兰克被视为民族国家史学的鼻祖。二战后,随着联邦德国史学界对民族国家史学的反思与批判,兰克的名字也不可避免地被划入了德国史学史的负资产清单。最近几年,在全球史浪潮的推动下,德国史学界对本国的世界史学传统进行了回顾与梳理。因兰克在其晚年撰写过多卷本《世界史》,所以其世界史理念及实践也是人们绕不过去的一笔史学遗产。

⑦韦尔斯:《世界史纲》,英国1930年版,第3页。

  在人类历史上,以世界的宏阔目光观察人类文明的发展有着漫长的传统。希罗多德的《历史》是以记述希腊和波斯冲突为核心内容的西方第一部史学名著,作者不仅以流畅优雅、充满诗意的行文开创了西方最早、最古老的“叙事史”这一类型,而且展现了古代希腊人对世界永不满足的好奇心和探索精神。此后不断有人撰写不同类型的“世界史”。到19世纪,西方近代史学的奠基者利奥波德·冯·兰克在晚年失明后口授的7卷本的《世界通史》,从略述埃及和西亚的历史开篇,一直讲到1453年。尽管该书没有最终完成,也没有脱离强烈的“西方中心主义”倾向,但他将自己心目中的“世界”作为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撰述历史,对于后世的史学家不乏启示意义。

看来真正到了关心“世界”的时候了。

兰克把古代中国视为处于“永久的停滞状态”,其实是落入了黑格尔世界历史哲学的陷阱,接受了黑格尔对古代中国的固定印象,而不是像他本人一再要求的那样,对历史个案进行具体的研究。兰克将古代中国排除在其世界史之外,其实有着更为现实的原因。按照兰克自身严格的史学研究规范,历史写作必须建立在原始资料的基础之上,但对于处于耄耋之年、生活在欧洲文化中的他来说,学习并通晓汉语、获得并使用中国历史文献,都是不可逾越的障碍。这时德国读者普遍认为的中国是一个自我封闭、自古不变的民族的“定论”,便成为绕过这些障碍的托词。

(41)同上书,第96-97页。

作者简介:

马克·布洛赫说过:“没有什么欧洲史,只有世界史”。好像在说欧洲史既是世界史,此观点我不敢苟同。首先我继承了中国人的狭隘世界观,中国即中央之国的意思,这个不合适的观点我是接受了的,我并没有什么学家级别的认知能力,才疏学浅,认知局限。首先可能是源于西方中心主义的泛滥,世界五百年的潮流跟随欧洲文明的方向直到现在依旧没有停歇。

应该说,这种世界史撰写方法实际上也有悖于其历史主义的个体理念。众所周知,兰克在批判进步主义史学观时曾经说过,每个时代都是直达上帝的,都有其自身的价值,因此他反对将一个历史时代仅仅视作通向最佳状态的一个过渡。按照同样的逻辑,每一个民族的任何一个时代的历史也都有其独立的价值。即便某些民族没有与其他民族发生密切关系,没有参与人类的大融合进程,也不应该将它们排除在世界历史的撰写范围之外。

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力的发展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在对人类历史发展的全局进行认真的考察之后,我们可以看出,不同的生产力发展水平既决定了生产关系的不同性质,又决定了人类历史横向联系的发展,即世界各地区相互交往和相互影响的程度及性质。它对于人类历史由有限的横向发展到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史过渡,具有决定性的作用。

内容摘要:

我们所处的时代,是西方文明领导的时代,但是不代表东方文明不优秀,只是在一段时间上东方文明被西方文明所超越。一个文明不可能永远引领时代方向,毕竟两大文明总有在野在朝之分,像美国民主、共和两党,齐头并进相互制约。近五个世纪以来,欧洲文明作为一个火车头在强劲运行,进入第三个千年后差距会逐渐缩小。可以想象五百年后的今天,一个年轻人学习的世界史会被我们所改写,是一件令人非常兴奋的事情。

兰克很清楚,仅仅是欧洲史还不能成为世界史,他必须走出欧洲的家门,但他不过是在欧洲的南大门口“遛了个弯”,就迅速返回了熟悉的欧洲家园。受欧洲中心主义理念以及知识结构的影响,兰克所撰写的世界古代与中世纪史只是一部略带有非欧洲背景、与近中东的非欧洲文化略有关系的欧洲古代与中世纪史。支撑这种与欧洲以外的世界沾点边的“世界史”的,是一种特殊的世界历史哲学,即世界历史的核心是欧洲多民族国际体系的起源与发展的历史。兰克认为,这一体系起源于古埃及,因为在那里最早形成了一个埃及——闪米特多民族体系。在以后的历史进程中,这一体系又将欧洲各民族吸纳进去,逐步形成了新的越来越广泛的、以欧洲为核心的近代世界体系。换句话说,兰克的世界史写作犹如在跟踪一个国际政治龙卷风的形成与发展过程,它由小到大,最终席卷全人类。而其他民族被卷入之前的历史,则被排除在这一世界历史之外。

(22)叶·阿·科斯敏斯基:《中世纪史》,莫斯科,1950年,第3页;中译本,第6页。

  这部在英语世界迄今为止对人类历史最全面的、最权威的叙述由威斯康星大学历史系主任威斯纳-汉克斯主编,她早年研究早期欧洲近代史、比较史学、妇女史、性别史,2000年后开始转向世界史、全球史研究。威斯纳-汉克斯率领一支由200多名学者组成的国际团队,历时数年共同完成了该书的著述。成员中不乏大家所熟悉的著名学者,如卡洛·金兹伯格、彼得·伯克、彭慕兰等。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这个团队中有10位华人,如王国斌、刘欣如、夏伯嘉、姚新中等,这从另一个方面见证了华语学术界在世界的影响力。

在“市场”浪潮的冲击下,定会出现一些流传很久的经典文字,也许唐德刚的《从晚清到民国》算是其中之一吧。如果有机会,有必要更进一步深入到经典之中,比如费尔巴哈的《宗教的本质》、皮埃尔·勒鲁的《论平等》和阿诺德·汤因比《人类与大地母亲》等,看似非常难懂的东西,只要双脚站定,确立方向,再向前迈开一步即可离真理更进一步,走下去,别回头。沿着既定轨道前进,无关乎地位、名誉、权力,只是让自己有一个坚持活下去的理由。外国经典是攀爬人类思维巅峰的一级台阶,最高级我想应该是中国古典吧,多年来的“求学”生涯能够清晰地感受到中国古典是一个知识人的巅峰追求,但是又不知如何去描述它的高级。知识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全人类的努力在爆炸性增长,但思想却难以逾越古人的境界,所以当下的一切在“术”上面的努力都需要一个“道”的统领,道通而术精。

难以摆脱的欧洲中心主义

马克思、恩格斯在论述人类历史进程时曾经指出:在近代,由于“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愈来愈扩大,各民族的原始闭关自守状态则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此自发发展起来的各民族之间的分工而消灭得愈来愈彻底,历史也就在愈来愈大的程度上成为全世界的历史。”(38)他们充分注意到,由于近代生产工具迅速改进,由于交通极其便利,资产阶级把一切民族都卷到资本主义文明中来了,消灭了以往自然形成的各国的孤立状态,明确指出:资本主义大工业“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39)。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论述,从理论上概括了近代及近代以前人类历史发展的不同特征,为我们提供了正确解决人类历史分期的一把钥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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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会听到有人会否定所处的环境和制度,却很少有人会认真思考所处的环境和制度为什么被否定,除了粗口痛骂别无他途,我想盲目的否定是一种可悲生活方式。廉价的口水淹不死任何制造痛苦的人,甚至会让其水涨船高得意得很。人们的非理性造成混乱,理性却召唤着残酷,人的常态即是如此。在矛盾与混乱中不断前进,不断为了自身的“更加舒适”服务。
三月十日在书中第一页写下了这段话:“因之前读蒋廷黻的《中国近代史》有点启发,今日将之前未读完……由于长时间的学习中国近代史,所以有时候会有一些粗略的个人想法,在不断的探索中寻找答案吧,整个过程就是建立→推翻→再建立的过程,一次次思想与观念的洗礼。”读中国近代史的普遍收获,不能说一次比一次深刻,但一次比一次痛苦。如果有那么一天,希望能够跳出自己搭建的认知篱笆,探索外面的世界,虽然现在还无法想象它的形态和味道。在人一生的求学路上,我们学习的最多的就是历史,并且逐渐更新。比如学习物理,那是几百年甚至几千年之前的知识,到了大学才能真正接触到近代物理或者更新的知识,所以探索未来的一切颠覆性知识总归会成为历史,不断的遇到颠覆性思想、逻辑,比如在经典模拟数字电路中输入高频信号后就结果却变成了另外一个世界,再比如在速度达到某一极限就会出现思维空间扭曲,所以暂时被相信的真实只是放在繁多的约束条件之下才得以成立,随着历史书写的成熟,真理也是原来的真理了。否定的否定不一定是肯定,敌人的敌人不一定是朋友,在自我认知过程中不断建立的知识体系会遭遇多次坍塌甚至毁灭,说明认知是个动态过程,并且受时代的巨大影响。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根本无法实现所谓的自由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建设,而相反也是如此。悖论有可能是暂时的悖论,真理有可能是暂时的真理。世界在不断的运动,有必要用发展的眼光看待世界,掌握未来的钥匙。

早在19世纪30年代初,还是柏林大学副教授的兰克就对此类历史哲学式的世界史理念做出了尖锐的批判。兰克指出,一方面,这种进步历史观在哲学界仍然颇有争议,不是哲学界的一致意见;另一方面,它只是以某几个民族的历史为依据,而视其他民族的历史为不存在或不重要。如果放眼世界各民族的历史,就不难看出,其实它们自古至今都处于极其不同的状况之中。在兰克看来,历史哲学是一种“不成熟的哲学”。哲学家们依据少数历史事实创建了自己的概念体系,他们重视的是概念之间的逻辑性,而忽视了概念与事实之间是否一致。在使用其概念体系解释世界历史时,哲学家们常常只挑选符合其体系的事实,而对那些不符合其体系的事实视而不见。因此,历史哲学不能胜任世界历史的研究与书写。与此相反,历史学虽然研究具体个案,与对整个世界历史的宏观把握似乎相距很远,但若历史学家在做好个案研究的同时,注重历史事物之间的关联性,立足于微观而放眼宏观,从少到多,从小到大,却是有可能在未来实现对整个人类历史的理解与解释的。

西方史家一般以西罗马衰亡为“世界中世纪史”的开端(24)。这个分法是偏重于从文化上着眼的,理由是自此以后,欧洲出现了大约一千年的文化衰落或“文化中断”时期,已如上述。姑勿论以文化兴衰作为划分历史时期的主要标志是否合理,也不谈西罗马帝国灭亡后欧洲发生“文化中断”之说是否完全正确。即或有之,那也仅是欧洲的特有的现象。例如,恰恰在公元476 年以后一千年的欧洲中世纪时期,中国虽然经过一些内乱及外患,但是它的经济文化总的来说正处于高度繁荣昌盛之际。韦尔斯写道:“在唐初诸帝时代,中国的温文有礼、文化腾达和威力远被,同西方世界的腐败、混乱和分裂”形成“鲜明对照”,“中国确实在一个长时期内保持了领先的地位”(25)。当代英国著名历史学家巴勒克拉夫指出:唐、宋时期,中国的“科学和技术远盛于同时代的欧洲,在这整个期间,中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中国的文化是世界上最光辉的”(26)。李约瑟也说:中国“在公元三世纪到十三世纪之间保持了一个西方所望尘莫及的科学知识水平。”(27)可见在公元476年以后,中国并没有出现过什么欧洲式的长期文化衰退。同一时期,阿拉伯帝国创造了伟大的文明,无论在科学、建筑或艺术领域内都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印度笈多王朝以梵文文学为代表的文化也达到了极盛时期。因此,约翰·波尔正确地指出:“从世界史来考虑,欧洲叫做黑暗时代的时期根本就不黑暗,主要是一个具有高度文化的时期。”(28)既然公元476 年以后欧洲以外的地区没有出现“文化中断”的现象,甚至是情况恰恰相反,那么即使按照文化兴衰来分期,标志欧洲“文化中断”起点的公元476年,也只能作为欧洲中世纪史的起点,不能作为“世界中世纪史”的起点。

二零一六年四月十九日

兰克在其《世界史》的前言里也说明了这部著作所不能包括的内容,如地球与人类的起源、文字出现以前的人类历史。他认为,地球与人类的起源问题,只能由宗教与自然科学来回答。历史学只能研究拥有文字记载的以及历史遗迹可解读的人类历史。让中国读者感到困惑的是,兰克也把古代中国排除在其世界古代史之外。兰克不同意以往把“某个东方民族”视为世界历史的出发点的做法,并提出了似乎符合其世界史理念的理由:不能从处于“永久的停滞状态”的民族出发,来理解世界历史的内在运动。在他看来,中国人的古代文明虽然是不可否认的事实,但中国人长期处于自我封闭与停滞状态,没有与其他民族发生密切交往,而一个民族只有在与其他民族发生密切交往时才算真正进入了世界历史。

综上所述,在传统的世界史三分法中,以西罗马灭亡为世界古代史下限的说法不能成立;所谓“世界中世纪史”,在历史实际进程中并不存在。这说明传统的欧洲中心主义的“三分法”存在着重大缺陷,应该加以根本改造。

欧洲中心主义认为欧洲具有不同于其他地区的优越性和特殊性,欧洲就是依靠这种力量而兴起并以欧洲为中心组建了一个世界。同时欧洲中心主义把欧洲的胜出永久化,把欧洲的道路和欧洲的模式绝对化和普遍化,认为任何国家要想发展就必须走欧洲的道路并以此断定人类社会历史将终结于欧洲模式。欧洲中心主义历史观扭曲了历史,导致了人们对欧洲以外世界了解和认识的缺乏,从而不能正确认识世界和世界历史,对人类社会的发展产生了许多消极影响。

(作者:景德祥,单位:中国社科院世界史所)

综上观之,这种带有欧洲中心主义思想烙印的世界史分期法,显然是国际史学领域内的一种长期流行病,蔓延甚广,影响较深。以下试就这个三分法,尤其是它的中心环节--“世界中世纪史”的说法,提出一些初步意见。

欧洲文明源于希腊,经过罗马帝国、中世纪到近代欧洲。第一个感想是庆幸,因为中国文明始终没有中断,没有如作者在书中所言的“绕了一圈回来”(回到希腊)的问题。第二个感觉却是悲哀,中国文明由于没有中断,因而没有沉痛反思的机会,也就没有文艺复兴、宗教改革、科学革命那种再生的动力。第三个感想是自豪,原来欧洲的几次文明变革,动力都来自中国:印刷术、火药、指南针。第四个感想又是悲哀,中国人的发明“饶了一圈回来”,却是欧洲列强的船坚炮利!近代西方何以如此突飞猛进,近代中国何以如此滞迟不前?这里面便有问题,值得我们去研究与解答。如果有一天我能够总结一辈子世界阅读历史的感受,其中的一条主线一定是各种疑问无限延伸。在世界范围内比较中西方文明进程为何不同的格局对于一个初学者是难以完成的事情,曾经用过一段时间读《世界现代史》,很欣慰的是竟然做了笔记,可是当历史进行到宗教改革时,此项努力就结束了,未曾再次启动好奇心。之前也多次提到,对于我来说宗教史和思想史是最让人头疼的内容,因为个人学养的不足无法理解他们在说什么。

兰克在82岁高龄时宣布要撰写一部《世界史》。作出这一决定,并非一时兴起。事实上,从1818年起在奥得河畔的法兰克福担任中学历史教师,到1825年在柏林大学任教,兰克讲授的便是“普遍史”或世界史。在其以往出版的近代欧洲民族国家史著作的序言里,经常有涉及世界古代与中世纪史的铺垫。

(15)马歇尔·霍奇逊:《半球区际史--世界史研究的方法》,载《世界历史》杂志,第1卷,第3期,巴黎1954年1月出版,第715页。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对于现在的我,必须采取迂回战略抵达遥不可及的终点。近几年的读书历程,涉猎范围越广,离初心越远。时间与知识的积累造就了层级逐步提高疑问水平,更加细化,更加专业。回想起第一个引起我坚定地寻找答案的疑问是“苏联为什么会解体?”一个人生活在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一个是难以面对又不得不征服的现实世界,另一个是梦幻般存在于内心的虚拟世界,若有一天两个世界的重合会不会产生爆炸式的效果呢?虚幻世界的边界可无限扩大,但现实世界就像一个裹脚老太太,举步维艰。

为什么没有古代中国

苏联史学界认为新制度首先在一国胜利是世界进入新的“历史时代”的标志,并以此为标准来论证西罗马帝国灭亡是“世界中世纪史”、即全世界封建社会史的开端。这样的解释也是缺乏事实根据的,是自相矛盾的。

二零一六年四月十六日

不难看出,兰克的世界史并不是一部完整的、无所不包的世界史。它依然存在一些空白与缺陷,一方面因为古代与中世纪时期人类各民族之间的交往客观上较少,另一方面由于许多交往的历史还没有被发现。更重要的是,各民族独立或基本独立生存的历史,尽管文明硕果累累,却被排除在外。在理论上,兰克也认识到民族史与世界史之间的辩证关系。他认为,世界史不应该脱离民族史,成为虚幻的历史哲学,但也不能在民族史上停步不前。在具体的实践上,他却选择欧洲与近中东的民族史为其世界史的起点与重点。实际上,更为合理的做法应该是,把已知的包括中国、印度在内的所有古代文明作为世界历史的多个起点,在阐述其独立发展的同时,跟踪它们之间的交往并最终逐步形成人类大融合的历史。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帝国主义殖民体系的瓦解和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空前高涨,欧洲中心主义的阵地日渐削弱。越来越多的西方学者对欧洲中心主义产生怀疑,主张立足于世界的全局,重新编写世界史。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在《历史研究》一书中曾经对西方史学家把西方文明当作世界唯一的“统一文明”的观点提出批评。他认为这是近代西方文明在物质方面取得世界性胜利产生的假象,是“自我中心的错觉”(12)。后来,他又进一步指出:“这种以西方为中心的历史观是明显的主观主义;在我看来,这会误解现实,由于它歪曲了现实,因而也就使现实变得不可理解。”(13)法国历史学家克鲁塞认为,欧洲人“把自己的文明当作唯一的文明”的日子“现在已经是日薄西山了”(14)。美国学者马歇尔·霍奇逊对“西方就是全世界”的偏见表示强烈不满,他指出:“最近几十年,我们(至少在美国是这样)越来越意识到了具有世界规模的历史的必要性。但是,在‘世界史’的名义下所提出的问题和企图满足的需要基本上只是西方的历史,再加上几个关于世界其他地区的零星章节,主要是关于印度、中国和日本的章节而已。”(15)苏联的一些历史学家对欧洲中心主义进行了尖锐的批判,例如康恩指出:欧洲中心主义不顾历史事实,硬说只有希腊、罗马的传统才是“真正的”文化传统,而殖民主义者的强盗活动却以“传播文明”的漂亮字眼来遮掩(16)。从四十年代末起,中国历史学家周谷城在所著《世界通史》及一系列文章中,对欧洲中心主义进行了有力的抨击(17),引起了中国史学界的热烈讨论。

历史是最好的避险秘笈,偶尔喜欢在书页上记录些琐碎的文字,保存阅读时闪现的灵感。后来在重新阅读并做总结的时候,发现片段式的文字很难进行连贯的宏观描述,偏于一隅的倦怠麻木了本不宏大的原始视野。学习中国近代史之前本来还可以爱憎分明,但经过漫漫长河淘沙,却变得越发模糊起来,虽已多次付诸文字,不得不再次声明本人对历史的是是非非已经丧失下结论的能力。

世界史应该是人类关联史

人类历史的实际进程告诉我们,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史是从近代才开始的。大约从十六、七世纪起,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首先在西欧产生和发展。由于生产工具和交通工具的迅速改进,欧洲资产阶级得以凭借其先进的生产方式,坚船利炮的军事征服和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传播”,总之,用殖民主义的手段逐步凌驾于全世界之上。他们所到之处,对当地人民毫无例外地进行残酷的压迫和掠夺,摧残被征服民族的传统和文化;与此同时,又促进了这些民族和地区的旧有的社会关系的分解和崩溃。在这个过程中,世界各地区的经济、文化交往空前频繁起来、成为经常的、必不可少的因素。世界各地区的相互依赖性急剧增长,统一的世界市场逐步形成。英国从孤悬于大西洋上的一个小国一跃而为“日不没国”,是这个时期人类历史发展中的一个突出事件。真正的、统一的世界史,正是在16-19世纪的大约三百年间逐渐形成的。正由于在这三百年中欧洲资本主义扩张于全世界并按照自己的面貌逐步地、在不同程度上改造了全世界,因此可以说欧洲曾经是当时世界历史的中心。承认这一点并不就是欧洲中心主义,因为我们已经说过,欧洲中心主义的特点是武断地认为欧洲自始至终是世界历史的中心。承认欧洲是近代世界历史的中心,只不过是承认了一件客观存在的历史事实。

关于欧洲的知识仍然停留在高中水平甚至更低。文艺复兴、工业革命、法国大革命、美国独立战争等等,这些皮毛对于理解欧洲乃至更大的范围的历史根本不起任何作用。欧洲史在折磨着我,作为一个有着辉煌文明的大陆它似乎一直处于分散的战争状态,大混乱后会经多方努力达成一个暂时平衡的盟约,再等待矛盾的发酵。他们是怎么做到的呢?单纯的历史学分析似乎已经无法找到答案,有必要寻求其他学科的帮助甚至开发一个崭新的领域。

总之,兰克的世界史实践是不完美的、令人失望的,但他在生命的最后岁月向世界史高峰挑战的勇气是值得钦佩的。在再次提及兰克的时候,人们或许应该意识到,他不仅是民族国家史学的鼻祖,而且也是世界史与全球史写作的一位先驱。

⑨沃德等主编:《剑桥近代史》,第1卷,英国1907年版,序言,第5-6页。

二零一六年四月十三日

不仅如此,兰克一直怀有撰写一部符合自我史学理念的《世界史》的学术雄心。这一雄心源自他对19世纪初欧洲世界史书写的不满。从1736年起,英国史学界推出了60多卷本以各民族史为单位的世界史巨著,彻底改变了欧洲学术界以往受《圣经》影响的狭隘的世界史观念。德国学者纷纷效仿,并试图超越这部巨著。一个重要的突破点便是,英国史学界的世界史著作虽然几乎涉及世界各民族的历史,但缺乏内在的联系性与系统性,只能算是一部各民族历史的汇编,而从康德到费希特再到黑格尔,德国哲学家都提出自己的世界史体系。他们通常把人类历史解释为一部逐步实现自我完美的进步史,并把欧洲置于其先锋位置。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进入帝国主义阶段。从此资本主义走向没落的趋势日益明显。在新的形势下,某些西方学者开始对欧洲中心主义的传统观念提出质疑。早在十九世纪末,英国汉学家庄延龄在《鞑靼千年史》一书中,就曾经根据欧洲古代史的事实指出,欧洲人声称他们自古是“世界的主人”,“把地球上一切国家置于欧洲的统治之下”等等,并不符合实际。他还认为西方文明与东方文明各有所长,各有其值得自豪的地方⑥。晚些时候,韦尔斯曾经明确表示反对欧洲中心主义的错误倾向。他在《世界史纲》导言中指出:“没有任何真正在罗马或者在犹太从头开始的事物,也不可能只限于叙述西方世界。这些都不过是一出巨大得多的戏剧里较后一幕而已。”他还写道,欧洲历史学者“严重地贬低了亚洲中央高地、波斯、印度和中国等文化在人类这出戏剧里所分担的部分”⑦。德国哲学家斯宾格勒在《西方的没落》一书中也曾对欧洲中心主义提出怀疑。他认为西方史学家把西欧当作世界历史的天然中心,是西欧人自欺欺人的“世界历史”幻景⑧。

日本和中国对于同一件事情的官方表述差异如此之大?这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好比在法庭上各方辩护过程中寻求对自己最有利的证据,在自家孩子与别人打架时总是不自觉地偏袒自己的孩子,也许这根本不是同一类事情,但是放在一起正是说明在某种逻辑上面有相似之处。政治述求、国家利益还是民族感情都必须从自身出发寻找一个利益最大化的方式,即两点间的直线距离。有以下几个结论可能不足够恰当:其一是我们得到的信息并不一定是真实的;其二是没有绝对的正确更没有绝对的错误;其三是原谅除自己之外的残暴和丑陋,让自己回归本真。最近世界“很乱”,总能听到一些人高谈阔论,我想大部分应该是经过深思熟虑后的慎重发言,但不排除有些不负责任的言论和动作,世界上的故事就像小时候的过家家一样,基本原理未发生根本变化。而这些人只是在一张草稿纸上面继续练习计算,越来越模糊。

事实上,中国自古以来与其他民族密切交往的例子数不胜数,其中也不乏具有世界历史意义与规模的先例,如汉武帝打击匈奴的政策迫使部分匈奴部落西迁,由此引发“民族大迁徙”,最终推动日耳曼人进犯古罗马帝国,深刻影响了欧洲乃至世界历史的发展进程,等等。兰克在其《世界史》中虽然也提到了“民族大迁徙”,但认为它不是日耳曼人入侵古罗马帝国的主要推动力,由此错过了向东方进一步探索欧洲历史进程的世界性关联的契机。

(26)杰奥弗里·巴勒克拉夫编:《泰晤士世界历史地图集》。伦敦,1979年,第127页,中译本第127页。

史学,很多人在研究,史书,很多人在书写,史实,却离我们越来越远。即使这样,研究历史并不是没有意义,现在的人类无法真正重现几千年前人类的生活,多数是猜测甚至是妄想,比如夏商周时期的故事,最直接的证据是考古,文字记载里面出现的一些线索多是后人写就。但是在碎片化的证据中得出部分结论同样会对今世之生活有指导借鉴意义,历史研究与历史解说的复杂性往往不在于我们是否认识到了“历史真相”,而在于我们能否透过“历史现象”本身观察那些“已变”和“不变”的本质与内涵。

当然,兰克对英国史学家的世界史撰写方法也是不满意的。在其《世界史》的前言中,兰克明确指出,各民族史的汇编还不能成为世界史。因为这种汇编忽视了各民族之间的相互关联,而人类共同体的存在,是显而易见的。因此,兰克心目中的世界史,是一部人类交往与融合史。

注释:

在人类史上有两大文明可以说举足轻重,就是欧亚大陆两端的欧洲文明和东亚文明,当然这可能也算是笼统的概念。但是足以证明两大文明对于世界整体态势的影响几许,欧亚大陆就像一个大哑铃,两端很重,中间有一个坚固的连接。碰巧最近我还在中国的近代史里面漫游,这也是世界在大范围交流融汇的时期,每一件大事都是国际事件。如果能够认识欧收史定会对了解中国史有巨大帮助,虽然不至于说欧洲史就是世界史,但是我想最起码给我们提供了可以平行比较的对象,用时间来划分的话,同时期我们在做什么,欧洲在做什么。

⑧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纽约1926年版,第17页。

读中国史,必然会涉及到世界史,研究世界史却永远脱离不了欧洲史。这个过程中有几个需要解答的疑问:其一是为什么欧洲史占据着世界史的中心;其二是中国史在世界史中的地位如何;其三是中国和欧洲的区别,当然我想这里面最关心的问题是比较历史学。

(23)《苏联历史学全书》。第11卷,第41页。

(39)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1845-1846年)。同上书,第一卷,第67页。

另一方面,二十世纪头几十年,在西方出版的许多世界史著作,如著名的《剑桥古代史》(1924-1939年出版)、《剑桥中世纪史》(1924-1936年出版)、《剑桥近代史》(1907-1918年出版)、海斯等编著的《世界史》、《近代史》等,仍然坚持欧洲中心主义的传统观念。从结构上看,剑桥三史用绝大部分篇幅重点叙述欧洲地区的历史,对其他各洲的历史则大刀阔斧地删削,置于可有可无的地位。以《剑桥近代史》为例,作者宣称该书是一部“世界近代史”,内容是叙述“十五世纪以来欧洲及其诸殖民地的通史”⑨。这清楚地说明,在他们心目中,欧洲近代史就是世界近代史,其他地区的历史只是作为欧洲史的附庸,作为欧洲殖民扩张的历史而存在。在海斯等编写的《世界史》和《近代史》中,更充斥着不加掩饰的欧洲中心主义观点。作者公然宣称:“从伯利克里和恺撒的时代直到现在,历史伟大戏剧中的主角,都是由欧洲的白种人担任的。”⑩他们还污蔑黄种人“不求进步”,黑种人“愚昧无知”,把西方资产阶级对亚非拉美广大地区赤裸裸的侵略行径说成是“引导千百万非欧洲人走上欧洲文明和进步的道路”,是“白种人的包袱”(11)。

(34)杰·巴勒克拉夫编:《泰晤士世界历史地图集》,伦敦,1979年。第97页;中译本第97页。

众所周知,中国是世界上第一个进入封建社会的国家。这一点,苏联多数学者也是承认的。茹科夫说:“由奴隶占有制到封建制的过渡最先发生在古代中国”(29)。苏联科学院《世界通史》第三卷也写道:“依据事实,在亚洲,首先是在中国,封建制度的产生和开始发展比欧洲各国要早”(30)。既然如此,为什么还要以西罗马灭亡为“世界中世纪史”的起点呢?苏联学者口口声声讲要以“由一个社会经济形态向另一个社会经济形态革命过渡”的“重大历史事件”,即“新制度在先进国家的胜利”作为划分古代、中世纪、近代和现代史的界限(31),难道封建制度在中国的首先胜利不能说是“新制度在先进国家的胜利”?由此可见,以西罗马灭亡作为“世界中世纪史”的起点是完全讲不通的,因为它不符合历史实际。苏联史学界坚持要这样分期,结果顾此失彼,捉襟见肘,深深地陷入分期原则与分期实践的自相矛盾之中而不能自拔,仍然没有摆脱欧洲中心主义的羁绊。

(27)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1卷,剑桥大学出版社,1954年,第3页;中译本,第3页。

(33)《新哥伦比亚百科辞典》。纽约--伦敦,1975年,〈中世纪〉条。

①黑格尔著 王造时译:《历史哲学》,北京1963年新1版,第147页。

夸大欧洲在人类历史中的地位和作用,认为欧洲自古以来一直是世界历史发展的中心,贬低或抹煞世界其余地区对人类历史发展的重大贡献,这是历史学中欧洲中心主义的主要特点。这一产生于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的荒诞无稽的观念,曾经是西方殖民主义对外扩张的重要思想武器。随着时代向前推移,它理所当然地受到有识之士的抨击。但是,残留的欧洲中心主义思想至今继续禁锢着一些人的头脑,妨碍人们正确地认识和阐明客观历史过程,束缚历史学的发展。因此,它虽然不是一个新问题,今天却仍有进一步加以探讨的必要。

欧洲中心主义历史观涉及的方面很广,本文不拟全面地探讨这个问题。这里仅就世界史分期上的欧洲中心主义表现以及如何正确处理世界史分期问题,提出我们的初步看法。

欧洲中心主义的世界史分期法,集中表现于所谓“三分法”上,即把人类历史分为古代、中世纪、近代三大历史时期。其中“世界中世纪”这个历史时期最为关键,它是“三分法”分期结构中联结世界古代史和世界近代史的中心环节。因此,我们讨论欧洲中心主义的世界史分期法,不能不首先把注意力集中于“世界中世纪”这一概念。

一、以公元476 年前后西罗马帝国衰亡为“世界中世纪史”起点的说法是不正确的。

(37)威·罗津斯基:《中国史》,第1卷,牛津,1979年。〈波兰文版序〉。第8811页。

欧洲中心主义在世界史分期的问题上,主要表现为以欧洲史的分期格局作为全人类历史的分期格局。

不仅公元476年前后不能作为“世界中世纪史”的起点,就是“世界中世纪史”这个说法本身也是站不住脚的。如前所述,从“中世纪”这个概念的起源看,它本是专指欧洲的一个历史时期,有特定的历史的、地理的内涵。当时世界其他各地并不存在和欧洲一样的“中世纪”,因而绝不能纳入“中世纪”这个范畴。以“中世纪”作为世界历史的一个时期,实际上和“世界战国时期史”、“世界阿拉伯帝国时期史”、“世界印加帝国时期史”的说法一样不伦不类,滑稽可笑。无怪乎越来越多的人认为“中世纪”这个说法不适用于世界史。例如,1964年出版的《英国大百科全书》写道:“如果我们把我们的偏见扔到一边,那么中世纪就是自罗马帝国崩溃以后欧洲人、尤其是西欧各民族历史上的一个时期。”(32)《新哥伦比亚百科辞典》也明确指出:“中世纪”是“欧洲历史的一个时期”(33)。《泰晤士世界历史地图集》也说:“中世纪”这个词“对欧洲史是合适的,但对更广阔的世界史来说则没有什么意义”(34)。苏联学者康恩也写道:“中国没有过像罗马帝国崩溃那样的浩劫,如果把‘中世纪’这个概念应用到中国历史上,又表示什么意思呢?”(35)就连茹科夫也说:“‘中世纪’这个术语只是运用于欧洲才有意义”(36)。可是他仍将“中世纪”这个概念运用于世界史,令人十分费解。波兰历史学家兼外交家罗津斯基在所著《中国史》一书中拒绝使用“中世纪”这个词,并写道:使用“中世纪”这个词于中国史,就是“企图把中国的历史进程强行纳入纯欧洲历史编纂学的惯例,而不是纳入世界性的体例”;世界“中世纪”这个说法“纯粹是欧洲中心主义所特有的措词”(37)。罗津斯基的意见是完全正确的,说明人类历史上从来不存在“世界中世纪史”这个东西,它压根儿就是欧洲中心主义的一个虚构。

(13)《汤因比论汤因比》,纽约1974年版,第35页。

⑩海斯、穆恩、韦兰:《世界史》,纽约1932年版,第729页。

(42)阿诺德·汤因比:《世界与西方》,伦敦,1957年。第50-51页。

近代及近代以前人类历史发展的不同特点是客观存在的,科学的历史分期必须正确反映这一历史实际。考虑到近代以前并不存在统一的世界史,很难按照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序列,将这一时期极其参差不齐的地球各地区的历史划分成几个统一的世界历史时期,因此,我们主张把近代以前的人类历史划分为一个大的历史时期,即古代时期。由于这个时期事实上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史,属于前世界史阶段,因此划分这个时期仅仅是为了叙述人类历史进程的方便。从十七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到一九一七年俄国十月革命,是人类历史的近代时期,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史正是从这里开始的。俄国十月革命以后,是人类历史的现代时期。这样,整个世界历史就划分为古代、近代、现代三大阶段,取消了现行的、不具备普遍意义、未必合乎科学的“世界中世纪”的阶段。

(21)苏联科学院:《世界通史》。第1卷,《总编辑部的话》。

二、“世界中世纪”这个概念完全不能成立。

(19)(20)茹科夫:《关于世界史的分期》。苏联《历史问题》杂志,1960年第8期。

(32)《英国大百科全书》。第十五卷,1964年。〈中世纪〉条。

⑥庄延龄:《鞑靼千年史》,上海1895年版,第16页。

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这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和根本方法,也是历史研究和历史分期的唯一正确态度。科学的世界史分期要求如实地、准确地概括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人类历史发展的客观进程及其阶段性。先入为主的唯心主义怪想,脱离实际的僵死教条和黑格尔式的构造体系的方法均应加以摒弃。我们的任务不是让人类历史去适应某种主观臆想的分期体系,而是让历史分期符合人类历史发展的实际。离开这个实事求是的原则,就根本谈不上历史唯物主义,势必导致分期问题上的混乱并妨碍史学领域内欧洲中心主义的清除。

(31)同注(29)。

此外,苏联和西方学者把西罗马灭亡以前的人类社会史统统叫做“世界古代史”也是值得研究的。西罗马灭亡只是地域性的纯欧洲的历史事件,而不是真正世界性的事件。西罗马的灭亡仅仅标志着欧洲(尤其是西欧)一个历史时期的结束,不能作为划分世界历史时代的标志。

十九世纪时,欧洲中心主义在西方学术界风靡一时,成为占统治地位的历史思想。黑格尔的《历史哲学》一书就带有浓厚的欧洲中心主义色彩。他称希腊、意大利为“世界历史的舞台”,“世界精神”的“故乡”①。地中海是“世界历史的中心”,没有地中海,“世界历史便无从设想了”②。在夸大欧洲历史地位的同时,他认为世界其它地区各民族始终是静止的,处于世界历史的局外。属于“非历史民族”。在世界史领域内,当时西方的学者们心安理得地把欧洲史与世界史等同起来,将欧洲以外的广大地区排除在世界史研究的范围之外。法国哲学家孔德直言不讳地主张:“我们的历史研究几乎只应该以人类的精华或先锋队(包括白色种族的大部分,即欧洲诸民族)为对象,而为了研究得更精确,特别是近代部分,甚至只应该以西欧各国人民为限。”③德国著名史学家朗克在《论近代史的诸时期》一书中认为:实质上一切都基于欧洲史。他断言:“有些民族完全没有能力谈文化”,“人类的思想仅仅历史地体现于伟大的民族中”④。他撰写的八卷本《世界史》就是这种欧洲中心主义指导思想的产物⑤,实际上是一部欧洲史。

(29)茹科夫:《关于世界史的分期》。苏联《历史问题》杂志,1960年第8期。

根据“中世纪”一词的特定含义,不难看出,它不但专指漫漫的历史长河中的一定时期,而且仅仅适用于一定地区,即欧洲,尤其是它的西部。但是这一术语产生后,一些持欧洲中心主义观点的西方历史学家将它运用于世界史。十七世纪末,德国史学家克里斯托夫·凯勒在他的《世界史》一书中,第一次将世界史划分为古代、中世纪和近代三个部分。从十八世纪末以迄于今,凯勒的世界史分期法为西方史家普遍采用。本世纪以来,人们熟悉的《剑桥古代史》、《剑桥中世纪史》、《剑桥近代史》以及《新编剑桥近代史》就沿袭了凯勒的三分法。美国史学家斯温更明确地宣称:“‘中世纪’这个词,通常是用来指从西罗马帝国崩溃到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的开端这个时期”,即“古典文明过渡到近代”的时期,“这不仅适用于西欧部分,而且适用于世界上其它部分的文明中心”(18)。这可以代表西方史学界相当一部分人的看法。

(40)杰·巴拉克勒夫:《泰晤士世界历史地图集》。伦敦,1979年,第51-52页。

苏联史学界在运用唯物史观研究世界史方面做了许多开创性的工作,对世界史分期上的资产阶级观点也作过一些批判,但是在具体划分世界历史的大时代时,却未能摆脱西方传统分期法的体系。茹科夫院士试图对由古至今的人类历史按照社会经济形态进行统一分期遇到极大的困难。他注意到世界各地区或国家由一种社会经济形态过渡到另一种社会经济形态的具体历史时间不一致,很难在分期的问题上使它们完全一致起来。他正确地认识到,社会经济形态不是世界史分期的“唯一标志”(19)。遗憾的是,他未能从客观历史实际出发,进一步寻求科学的分期方法,所以最终只得宣布:“马克思主义”的世界史“不拒绝采用传统的、假定的古代、中世纪和近代的历史分期。”(20)由他担任总编辑的苏联科学院《世界通史》(十卷本)保留了这个分期法(21)。苏联的其它世界史著作也普遍采用上述分期法和“中世纪”这个术语。例如,科斯敏斯基院士写道:“西罗马帝国灭亡于五世纪末。罗马奴隶占有制社会为奴隶、隶农的革命和蛮族的入侵所摧毁。这就在人类历史上结束了一个巨大的时期--古代世界史,而开始了第二个巨大的时期--中世纪史”(22)。《苏联历史学全书》也以西罗马帝国的灭亡作为划分世界古代史和中世纪史的界标(23)。这样,苏联世界史界虽然试图以唯物史观对世界史进行科学的分期,但是说来说去,兜了一个圈子,最后还是回到了西方传统的格局。

(17)参看《周谷城史学论文选集》,第117-136;144-151;174-179页。

④朗克:《论近代史的诸时期》,慕尼黑1921年版,第19页。

(30)苏联科学院:《世界通史》。第3卷,〈序言〉。

(14)克鲁塞主编:《文明通史》,第1卷,“总序”,第7页,巴黎1955年版。

中国的世界史学,新中国成立以前照搬西方著作。新中国成立后又受苏联史学的影响,迄今仍然没有完全脱离苏联的分期框架。

(18)詹姆士·斯温:《世界文化史》,1938年。第六章。

(24)《剑桥中世纪史》第1卷(剑桥大学出版社,1924年)第一章列举了十种以上的关于“世界中世纪史”起点的说法。各说大同小异,基本上以西罗马帝国的衰亡为“世界中世纪史”的起点。

(35)伊·斯·康恩:《哲学唯心主义与资产阶级历史思想的危机》,莫斯科,1959年,第328页;中译本,第332页。

(11)海斯、穆恩:《近代史》,纽约1931年版,第652页。

③孔德:《实证哲学教程》,巴黎1864年版,第5卷,第7页。

对世界历史进行科学的分期,正确反映人类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性和阶段性,是各国历史学者的共同责任。这当然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但却是提高历史学科学水平所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只要大家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这个问题是能够逐步得到合理解决的。

(38)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1845-1846年)。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版,第一卷,第51页。

“中世纪”这个词最早出现于欧洲文艺复兴时期一些思想家的著作中。十五世纪末,罗马教廷显宦弗拉维奥·比昂多写了一部《罗马帝国衰亡史》,其中也使用了“中世纪”这个词。比昂多推崇希腊、罗马古典文化,他把自己所处的时代当作希腊、罗马古典文化复兴的时代,认为介于古希腊、罗马与文艺复兴时代这两个文化高峰之间的一千年是文化衰落时期。后来西欧史家普遍把欧洲历史上这一特定时期叫做“中世纪”,或“文化中断”的时代,甚至是“黑暗时代”(特指五世纪末到十世纪末)。

近代以前的世界情况则不然。由于生产力发展水平低下世界各个地区基本上处于相互隔离的状态。且不说美洲大陆和大洋洲与欧亚大陆及非洲大陆基本上不通往来。就是东亚和欧洲、非洲之间的接触和交流,也只带有偶然的、短暂的、间断的性质。即便是出现过几次民族大迁徙以及诸如中国汉、唐帝国、罗马帝国、阿拉伯帝国、蒙古人势力的扩张、十字军东征等历史现象,至多不过是扩大了的地区史,并不具有全世界的规模。当时的世界远远没有融为一体,各地区的历史基本上是孤立地、不同步地发展着,如果说有中心,那绝不只是一个中心,而是存在着多个中心。《泰晤士世界历史地图集》写道:“人类最早的四个文明发源地:两河流域下游、尼罗河流域、印度河流域的哈拉帕及莫恒卓达罗周围地区、黄河流域的安阳一带的文化,显然是在四个分散得很远的地区各自独立兴起的”(40)。同一个地图集还把相当于欧洲中世纪的一千年称做“划分为地区的世界”(41)。汤因比也写道,古代西方对远东的影响“微小得不能为其同血缘的西方文化的到达开辟道路”,十六世纪葡萄牙人首次在中国和日本登陆时,“他们宛如来自其他星球的怪客一般降临在那里”(42)。认识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正是这个情况决定了近代以前一个国家或地区一种先进的社会经济形态的产生,不可能发生全球性的影响。这与近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席卷全球的影响,情况截然不同。我们认为各地区诸种社会经济形态的相互作用和影响,是构成统一的世界历史过程的关键。因此可以说,近代以前不存在统一的世界史。前已论及,西方及苏联的一些历史学家以西罗马灭亡作为“世界中世纪史”的开端,但是他们不能证明这一事件对世界其它地区社会经济形态的变革发生过什么直接的重大的影响,因此,这种分期办法只能是一种欧洲中心主义的谬说。中国在世界上首先进入封建社会,那末能否以当时中国某一历史事件作为世界历史一个新时期的起点呢?也不能。因为中国进入封建社会后,中国当时的先进社会制度并没有对东亚以外的世界其它地区社会关系的变革发生可以觉察到的重大影响。在此后一个很长的时间内,世界其它地区仍处于前封建的社会关系中。与东亚彼此隔绝的西欧,其封建社会是在西欧奴隶制的母胎中自动成熟的,而不是受了中国的影响。这和后来西欧进入资本主义后引起全世界社会关系的普遍变革,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如果我们以中国进入封建社会作为世界历史一个新时期的开端,势必要犯和欧洲中心主义同样性质的错误。

(16)伊·斯·康恩:《哲学唯心主义与资产阶级历史思想的危机》,莫斯科1959年版,第318页。

⑤朗克:《世界史》第1-8卷,慕尼黑1922年版。

(36)叶·姆·茹科夫:《关于历史分期的标准问题》。苏联《近现代史》杂志,1979年,第1期。

尽管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欧洲中心主义已成为众矢之的,但是,这种反科学的历史思想并未自行消亡。在某些史学论著中,改头换面、曲折隐晦的欧洲中心主义历史观,仍时有反映,有些书中甚至表现相当突出。例如波特尔主编的《新编剑桥近代史》(1957--1979年出版)就承袭了旧版《剑桥近代史》的欧洲中心主义观点。欧洲中心主义对旧中国的史学界也有过较深影响。直到解放前夕,中国高等学校中一直把“西洋史”当作世界史课程讲授。

(28)约翰·波尔:《简明世界史全书》。纽约,1958年,第494页。

(25)韦尔斯:《世界史纲》。纽约,1922年,第555页。

②同上引书,第131、1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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