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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式的命运共同体,第九天笔记

文章作者:世界史 上传时间:2019-10-07

中国人在处理和别人的关系之前,是一定要先“正名”的,也就是说,如果你是陌生人,我就得先弄清跟你的关系,确定你到底是内人还是外人,这样我才能确定如何对待你。而对于内人,我还要确定跟你的亲疏远近,好确定具体的态度和做人的需要。即使是国家与国家之间,亦是如此。

《战狼2》这部现象级的影片已经引起了太多的议论与风波,于此大概温度稍降,正好可以比较综合地分析一下。

日本与英国和俄国都不一样,它没有自己强大的原生文明,只能向外部学习,早期是向中国学习,后来又向西方学习。学习者的位置让日本始终有一种精神焦虑,因为总得仰视别人,总感觉自己矮人一头。日本想方设法克服这种焦虑感,寻找自己的精神独立性,它尝试过两种办法,第一个办法是为了克服中国对自己的精神压制,日本开始追逐西方,要脱亚入欧。但是这样一来又会陷入西方对自己的精神压制。于是日本又想了第二个办法,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转回头来寻找大东亚主义,和西方的白人相对抗。日本的这些努力,都因为国家规模不够大,注定会失败。而在这些努力的过程中,日本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灾难,虽然如此,还是必须说清楚日本的精神焦虑感究竟是怎么回事,才能真正地直到该如何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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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东亚文明之外,其他所有地区的文明其实一直是有关联的,基督教、犹太教和伊斯兰教,其实是同一个根源,只有东亚是孤立的。在1840年以前,东亚其实是独立于世界史之外的。这一点的确之前并没有意识到。

一部影片得到超高额票房的证明,绝非如有些人杜撰帕斯捷尔纳克的话说的那样,导演者是骗子,观众是傻子,电影在以爱国的名义赚脑残们的钱。因为那么多各界各层的人,包括我,毕竟也不全是脑残。对于《战狼2》的成功,从受众心理、国内文化生态、国家政策、市场层面加以诠释的文章与说法已有不少,各有道理,不再赘述。这里从文本内部的叙事与象征出发,做一些文化政治的分析。艺术方面,影片也不免有粗糙之处,不过这不是本文重点。

在中国的阴影下

许纪霖 (进入专栏)  

匪夷所思,匪就是非,匪就是那些犯上作乱的人,因此国共之间一直互相成“匪”。夷,非我族类成为夷,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老子曰,夷,视而不见者也。匪夷所思这个成语终于鲜活了起来。

一、家与国的重叠与裂隙

先来看看中国给日本带来的精神焦虑,这个焦虑主要停留在中国近代以前。日本在历史上和中国发生的第一场大的战争,是公元663年的白江口之战。当时正是盛唐,大唐在朝鲜半岛的白江口一仗把日本给彻底打服了。日本认定大唐是最高端的文化,随即大规模地派遣遣唐使,到唐朝来学习各种制度和文化,把日本按照唐朝的样子改造一番。日本对唐朝的规模达到什么程度呢?曾经作为日本首都一千多年的京都,就是仿照大唐的洛阳城建设的。方方正正的城市,正中间南北向的一条大道叫做朱雀大街,把城市分成两半,西半边叫做长城,东半边叫做洛阳城。诸侯们到首都朝见天皇,叫做“上洛”,就是上洛阳去。到了现在,京都的门牌上也还写着洛阳多少号、洛北多少号,京都的旅游大巴还是叫做洛巴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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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处理国家关系的确很有意思。清朝,同为儒家的国家是礼部来处理,同为游牧民族则由理藩院来处理,而1840年后,又有一个“总理各国事物衙门”来处理跟别的国家的交往。而把世界分为第一世界、第二世界和第三世界、把自己归入到第三世界,也是给中国的外交做了“正名”。

如许多大叙事一样,国与家的接榫点、“大家”与“小家”的关系是需要特别处理的。在美国式叙事中,国与家的关系相对简单明确:个人因各种原因赋闲独自在家,受到日常生活问题的困扰,在国家动荡人民危难之时挺身而出,拯救社稷黎民,完成国家发出的指令,而自己也相应得到英雄的奖赏——抱得美人/美男归,合家成团圆。这是个人主义的叙事传统,不是“舍小家顾大家”,而是大家小家互相成就的、对于个人来说最为理想的结局。

学到这份上,该满足了吧?可是转念一想,日本觉得不行,再怎么像洛阳,那也是个山寨版的,真正的洛阳在中原呢,山寨版的总是低人一等。只有中原那边才是中华,日本这边显然是夷秋,可是又没法把家搬中原去。当时甚至有日本人因为这个事情痛苦万分,以至于痛哭流涕。明朝灭亡后,满清入关建立新的朝代,日本发现了一个克服中国精神压制的机会。他们发展起一个说法,叫做“华夷变态论”。什么意思呢?儒家非常讲究中华与夷秋的区分,认为这是文明与野蛮的区别,过去中原帝国一直自称中华,把日本贬低为夷秋。

   【内容提要】后冷战时期的东亚,充满了擦枪走火的战争危险,不仅是表层的领土之争、国家利益之争,更重要的是东亚各国民族主义、国家主义情绪高涨,新东亚秩序的重建,最重要的是转变思维,从帝国秩序转型为共同体秩序,从等级性的支配性秩序转向扁平化的平等秩序,从一个中心的主宰性秩序转向多中心的互动秩序。去帝国化、去中心化和去等级化,乃是未来东亚共同体秩序的关键所在。欧盟的横空出世,为东亚提供了永久和平的典范。一个欧盟式的东亚共同体,不仅是可欲的,而且具有历史与文化的可能性。当东亚逐渐从各种中心论的帝国秩序剥离出来,意识到自己东亚同一个命运共同体的时候,那么,东亚将会向似乎是可望不可即的乌托邦梦想一步步接近。

外国当官的竟然可以和上面有不统一的思想,上班是一回事,下班是另一种想法,这在中国人来看真是不能理解。

《战狼2》延续了这种基本脉络,是一个从英雄被放逐到英雄胜利归来的故事。但在具体的家国关系上又有变异,从而不同于美国式的个人主义叙事。冷锋——英雄的出走存在双重推动:一是犯罪杀人出狱后离国,出海远游。这一自我放逐虽然并非被国家直接驱逐,也是由于触犯了国家的法律、本土社会的某种法则,并且至少是被他原先的归属——解放军特种兵部队除去了军籍。二是更直接的,为被害的未婚妻报仇雪恨。这是家的层面,是最初的叙事动力,构成了寻凶-历险的故事主体。然而,国与家的契合并非在英雄胜利后的人生顶点上完成,如好莱坞大片常常设置的那样。在这里,家仇本身也是“国恨”:冷锋的未婚妻也是军人,在边境执行任务时被外国雇佣兵杀害。由此家的叙事先在地嵌入到国的叙事中,互相包裹、推动。于是,主人公随后的行动——“英雄的战斗/历险”阶段,也时时显出“小家”与“大家”的双重指向:寻找杀妻真凶报仇雪恨与勇斗邪恶势力、保护同胞撤离国外险境。二者在大多数时候合二为一,而且最后我们发现私仇与“国恨”的对象实为一体。于是在报得大仇、一举完成来自国家与个人的双重指令之后,英雄胜利归来,且重获军人身份,被故国重新接纳。

大明被大清替代,中原已经被真正的夷秋所统治,所以不再是中华了,他们变成夷秋了,我们日本这边保留着最精粹的儒家文明,我们才是真正的中华。日本这种华夷变态的说法,在朝鲜和越南也都有,他们国内也有说法认为自己才是中华,大清这边是夷狄。但是对日本来说,这套说法并没有真正解决问题,华夷变态论反倒在某种意义上放大了他们的精神焦虑。因为华夷变态论仍然是用儒家的秩序观来解释日本和中原的身份,要真想自称中华,就得入主中原,天天在海岛上叫嚣华夷变态论,只是纯属意淫,日本也感受到了这个困境,但完全没办法。

   【关键词】东亚   欧盟   命运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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摆脱中国的压制

  

 家事与国事的重叠——融深情于铁血

200多年后,西方人的到来,让日本看到了完全不同的一种可能性。西方在把大清和日本都胖揍过几顿之后,看上去像是更高级的文明,何况大清也开始推行洋务,要向西方学习。日本如果能够比大清更快更好地学习西方,就意味着日本比大清更快更好地踏上了文明之路。终于能够俯视中国了,这一千多年来一直仰视中国的日子终于要结束了。众所周知,日本的转型之路比大清顺畅得多。对这件事,不能简单地指责清朝统治者笨蛋,后面有一系列复杂的原因。比如,日本国内基本上是单一民族,国土相对狭小,问题简单,政策容易聚焦。不像大清那样,有汉、满、蒙、回、藏各个群族需要平衡,有各种需要考虑的问题,政策太难聚焦了。这只是其中一个,原因还有很多。

一、从古代到当下的四种东亚秩序

电影叙事离不开个人的叙事,离不开主角/英雄的演绎,在这期间,大家与小家的形象都需要落实到单个人身上。而作为“想象的共同体”的国家民族如何由个人彰显,如何落到地面,而非悬在半空中的宏大抽象的符号,是视觉艺术的电影尤其是“主旋律”电影要苦心经营的。电影《战狼2》用了一种简单有效的方式:将故事背景置于国土之外。国家、民族最直观地由领土和人群的界线划分,而在身处异域,遭遇他者之际,国族的概念便具体成为每个人的身份,其基本坐标,其真实自我的重要成分。所谓“想象的共同体”,在遭遇外敌时最为真切,直接由想象化为现实。这便是为何国歌始终是“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这是统合形形色色人群的国家自然现身的重要时刻。在与他者特别是敌对者的遭遇中,个人被迫需要确立自身,以他者为中介而与国家民族的标识相遇,后者成为如皮肤一样难以抹除、更改的个人基质和本原的规定。国籍在今天已经可以较容易地更改,然而个人的族裔身份仍然终其一生乃至延及后代地发挥作用。在后殖民批判的视野中,无论如何改易文化信仰、政治身份,前被殖民国家/第三世界国民的先天族群身份仍是内在而永久的,并且也是由外部特别是西方社会或征服者加以不断提示、指认、强化和区隔的。在《战狼2》开始不久,杂货店的中国老板说自己刚刚加入了本地国籍,已不是中国人,从而拒绝了冷锋要求看老乡面上给些照顾的“中国式”人情规则。然而后来遭遇战乱时,他为了得到庇护,却率先喊出“我们是中国人”,加入到了中国人撤退的队伍中。起先,“中国”“中国人”的概念在他那里是四处滑动的空洞能指,而现实困境将指给他一个锚定点,使他重拾那先天决定的身份。于是,“我们”出现了,国家现身了,能指找到了其现实的、肉身的所指。

最终的结果是,日本转型很快。通过甲午战争打败大清,一下子掀翻了一千多年来的东亚秩序。十年后,又一举打败了俄国,正式加入列强的队伍,日本能彻底扬眉吐气了。在这个过程中,日本大量翻译了西方的著作,深入学习西方的思想、文化和技术。中国被日本打败后,不得不低下头来,开始向日本学习,并通过日本翻译的西方著作来学习西方。有大量的现代中文词汇都是从西方的话语体系中借用过来的,而这些词汇量最初被译成汉子,并不是中国人翻译的,都是日本人的工作。比如像服务、组织、纪律、政治、政府、干部、方针、政策等,这些词都是我们从日语里借鉴过来的。日本成了西方文化传入中国的重要通道,日本有些思想家骄傲地说,我们曾经从中国汲取文化千年之久,收益甚多,现在也该反过来向中国输出一些东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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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东亚主义兴起

   东亚意味着什么?东亚不是一个纯粹的地理概念,诚如子安宣邦所言,它是一个不断被历史建构的政治概念。①

 杂货店老板——弃而复得的“中国人”身份

日本中亚摆脱了中国对自己的精神压制,但是很快就发现不对劲了,因为它又落入到了西方人的精神压制当中。之所以你能够俯视中国,就是因为学习西方比中国学得好,可是你学得再好,还是个山寨的,仍然低人一等。日本拼命努力,打败俄国加入列强,之后又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成为战胜国,觉得这回终于能够成为完全的文明国家,和西方平起平坐了。没想到,在一战后的巴黎和会上,日本又被深深地伤害了,也更清晰地体会到西方对于它的精神压制。和会上讨论要成立一个国际联盟,作为全世界最高的政治机构,日本拿出一个提案,要求把“种族平等”这一条加在国联的章程里。当时日本的这个提案,中国也坚决支持,但是西方列强根本就没理这茬,直接拒绝了。

   白永瑞在《东亚地域秩序:超越帝国,走向东亚共同体》一文中指出,从历史到今天,东亚有过三个帝国的秩序,第一个是古代以朝贡体系为核心的中华帝国秩序,第二个是20世纪上半叶取代中国成为东亚霸主的日本“大东亚共荣圈”秩序,第三个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以美国和苏联对抗为主导的帝国称霸的东亚冷战秩序。②这里我还要补充一个事实,随着20世纪末冷战的结束,21世纪初中国的强劲崛起,今日东亚的格局,已经呈现出第四种:以中日对抗为中心的后冷战秩序。

冷锋作为主角,则不但先天领受了中国人的身份,更领受了作为中国军人的“使命与召唤”。这里一个细节是刚登上中国军舰准备返航时,杂货店老板透露了冷锋所要寻找的子弹就在这个非洲国家出现过,促使冷锋返回战乱区寻凶。但他的返回也首先是救人,因为同时中国军方收到了仍有中国医疗队与员工被困战乱区的消息。这里,又是个人的、家庭的叙事与国家的叙事重叠在一起,而此后主要的情节和动力实际是国家、集体层面的:救出被困同胞及其他平民。在接受国家召唤,几乎以一己之力顽强战斗、完成任务之后(这里我们对冷锋超强的战斗力、匪夷所思的生命值暂且搁置,下节有论),英雄获得了国家的确证,以国家的名义胜利归来、归队。而那幅最具象征意义的高举国旗画面,就是英雄的加冕式与归来式。个人英雄成为国家的英雄,国家也借此肉身化为可见的形象。在此,国家不是外在于个人、从不相干的地方降临到个人甚至强加于个人的外壳,而是某一人群在实实在在的共同命运和奋斗、牺牲之中取得的认同。片尾打出的字幕模仿有人戏称美国护照所写的“在你身后有一个强大的祖国”,而另一面,也是国家之前有顽强的承担者。——冷锋举旗,正是以手臂充当了旗杆,将其升起在异域的地平线以守护同胞、平民。他成为国旗/国家的肉体支撑,而国旗/国家则赋予他近乎“民族英雄”的身份与国家主权的庇护。这也是“血肉筑成新的长城”“五星红旗血染成”的实际含义。

这下日本就火大了,合着我再怎么向你们学习,渴望加入你们的俱乐部,你们从来就没拿我当回事。日本从中国身上好不容易刚获得点优越感,一下子又被打得稀碎。看来你们西方人那些口口声声说的自由平等的国际法秩序,只不过就是白人用来压迫有色人种的工具而已。按照你们这套玩法,有色人种就永远无法获得真正的尊严,既然这样,那就必须把你们打倒。

   东亚这一概念是暧昧的,并非历史上古已有之。从唐代到19世纪中叶之前,中国文明领先于东亚世界,主宰东亚秩序的,是以中华帝国为核心的等级化的天下体系。天下由三个同心圆组成:第一个是内圈,是中华帝国通过郡县制直接统治的中心区域;第二个是中圈,是中华帝国通过册封、羁縻和土司制度间接加以控制的边疆;第三个是以东亚为半径,由朝贡制度所形成的国际等级秩序。从中心到边缘,从化内到化外,传统的天下主义想象和建构了一个以华夏为中心、蛮夷臣服于中央的三个同心圆世界。历史上东亚的周边国家被中国所吸引,不仅因为中国富有,而且是由于中国在文明上的领先。以中华为核心的朝贡体系,是一个国际性的差序格局,它既是经济性的互惠关系,同时又是互为义务的伦理关系。中华天朝自居东亚世界的中心,周边国家皆是受保护的附属藩国。古代中国人只有中华意识,很少东亚意识,即使有所谓东亚,也只是以中华为中心的天下,是中华帝国以中原为核心的同心圆秩序的外缘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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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就此埋下了要和西方一决高下的野心,但是它也知道,光靠自己肯定是没戏的,必须动员起更大的资源,这事才有可能。因此日本重新定义了和西方人之间的斗争,这将不是日本人与西方人之间的终极对决。通过一场战争,来彻底推翻西方白人帝国主义者对世界的统治。怎样才能把黄种人动员起来呢?日本必须用一种远超日本本土之上的理念。于是,一种我们经常在电影里听到的概念就浮现出来了——大东亚主义。但是大东亚这个概念太虚了,还得从里面发掘出文化内核,才能把人动员起来。既然是和西方人对决,那就只能用东方的文化,于是日本人把儒家的理念改造一番用了起来。比如,另外一个经常在电影里听到的概念——王道乐土,“王道”一直是儒家所要追求的最理想统治方式。

   东亚概念的发生,乃是近代的产物。其发生的原因,首先是“他者”的出现,这个“他者”,就是欧洲。19世纪中叶西方诸列强在东亚地区的出现,其所带来的船坚炮利和西方文明,极大地冲击了原来以中华为中心的东亚秩序。原先以中华帝国为中心的东亚,不再是先进的、文明的,比较起文明程度更高的欧洲,东亚降格为半野蛮、半开化的落后文明。福泽谕吉提出日本要“脱亚入欧”,所要摆脱的是以中华为中心的旧文明秩序,融合进以欧洲为中心的新文明秩序。

 让人热泪盈眶的画面

实际上,明治维新之后,即使表面上脱亚入欧,日本并未放弃儒家的理念。甲午战争之后,签订马关条约的时候,大清在条约中要自称“中国”,日本坚决不同意。认为你本来就是占据了中原的夷狄,现在又被我打成这样,哪有资格自称“中国”。这件事情显示了儒家理念是如何影响日本的潜意识的,它不认为“中国”是个国家的名字,而是一种文明水准的象征。在“大东亚”的理念下,日本认为这回东亚的儒家秩序该由它来主导了。但从它对“中国”这个概念的纠结就能看出,它的内心里仍然潜藏着中原正统性的焦虑,要想真正主导儒家秩序,以及为了有效地把大东亚整合起来,必须征服中国。

   第一阶段的东亚秩序,是以大陆农耕文明为轴心,而日本则是与大陆文明不同的海洋文明,其处于东洋与西洋之间。古代日本是欧亚大陆文明的边缘,用宫崎市定的话说,日本是“终点文明”,欧陆文明,无论是儒家、佛教文明,还是伊斯兰教文明,传到日本都成了终点站,不再继续向外传播,而为日本所内化和吸收。③19世纪中叶之后,这一情形发生了变化,日本的开放从原来面向大陆转向了面向海洋,从东洋文明转向了西洋文明,“脱亚入欧”的日本不再是终点文明,对于东亚世界来说,日本成了西洋文明向东亚传播的起点和中转站。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特别是戊戌维新到五四新文化运动这三十年的“转型时代”,中国思想的现代化主要受到来自以日本为中介的西方思潮影响,晚清的中国思想家比如梁启超对日本的明治维新思想,说是“亦步亦趋”亦不为过。

在影片结尾,回到故国的冷锋获得了悠闲自得的个人时间,又受到新的召唤。准备待命的英雄军人收到的消息却是有关他个人的,即他的未婚妻或许还活着。这是国家对个人的补偿,然而还需他自己去承担。当然,不可避免的,由于面对的敌人是境外邪恶势力,家事与国事将再次相连。在指向性更明确的个人叙事中如何继续言说大写的家国,显示“与国同在”的个人命运,是下一部面临的议题。

民族主义的双刃剑

   身在“落后”的东亚,又是“先进的”欧洲文明俱乐部成员,这样的特殊地位使得日本在1894年甲午海战之后,成为东亚世界的轴心,尤其是1904年日本击败了老牌的俄罗斯帝国之后,更是确立了这一核心地位。一个以日本为中心的东亚概念,取代了原先的大中华天下主义,出现在19、20世纪之交。对于日本来说,西方是一个“内在的他者”,西洋的富强之术已经内化为明治维新之魂,但西洋的自由、民主核心价值却为野心勃勃的新日本帝国所排斥。

然而,该片还是引起了有关“民族主义”“爱国主义”的争论,这里关涉到“中国”这一宏大能指的复杂多面,言说中国的多种方式与内在矛盾。关于意识形态层面的分析,将在下面一节涉及。这里先谈谈文本内部的叙事裂痕,也是关于多面中国的的冰山一角式的显影。那便是影片开头的强拆段落。这是造成英雄被放逐于国外的最初缘由,也是影片除了片尾无从辨认的雪山风光之外的唯一的中国内部的场景段落,在此中观众亦可清晰地辨认出中国的一种现实。影片随后将其搁置,但那仍是书写整体的“中国”时抹去不的裂痕:有人从中指认出阶级矛盾:开发商与弱势居民的对立,有人从中辨识出官民矛盾。而那也是影片核心主题——家国叙事中的一道裂隙,因为,遭遇强拆的孤寡妇女的儿子、丈夫和孩子的父亲,也是冷锋的战友,正是为国捐躯的。然而他在身死家破,将要“魂归故里”之时,自身的老旧家宅在现实社会的经济—权力关系中也难以保存。

日本认为征服中国不会太困难,当年满洲人很少,都能征服中原建立大清,日本当时的战斗力是满洲骑兵比不了的,当然能征服中国了。但是日本忘了,满洲征服中原的时候,不是民族主义的时代,统治者的血统不是核心问题,是否承受天命才是核心问题。只要能表现得尊儒重道,又富有活力,老百姓就可以默认你是承受天命的。20世纪是个民族主义的时代,统治者的血统是核心问题,这就意味着日本永远不可能征服中国,因为血统不对。但是日本没有认识到民族主义时代所带来的变化,也忘了自己的崛起正是通过民族主义的方案完成的。日本的统帅部当时甚至认为,中国不理解日本的雄心,居然还跟英美站在一起来抵抗日本人,这是中国最可恨的地方。

   伴随着中国的衰落、日本的崛起,东亚意识第一次真正出现了。但这个以日本为轴心的“大东亚”,其内涵是暧昧的,也是矛盾的。东亚既顺应西方,又对抗西方。西方是东亚“内在的他者”,东亚各国学的都是欧洲的富国强兵,但欧洲依然是东亚赖以自我定位的“他者”,二者的区别首先是所谓的种族差异。以实证科学为基础的种族分类,将东亚视为黄种人的天下,欧洲是白种人的世界。传统的中国天下意识,夷夏之间的区分仅仅是文化的,并非种族的,文化是相对的,不管你是什么种族、民族和族群,只要接受了中华文明,便成为华夏-汉民族一员。但种族却是绝对的,黄种人不可变易为白种人,倒过来也一样。面对着来自欧洲的压迫,东亚各国首先在黄种人意识上找到了同一性。

由此,在外部得到彻底认同从而整合起自己公民的国家,在内部却仍面临着多重的难题,国与家的变奏带上了不谐的音符,那同时而且主要也是社会不同阶层乃至阶级间矛盾的浮现,是国家内部深深的裂痕,是无论在象征层面还是在现实层面都需要正视和弥合的。

依照现代政治的逻辑来看,日本的这种认识简直是匪夷所思的。只有理解了大东亚秩序的理念才能明白为什么它侵略中国还要怪中国人的抵抗。虽然当时中国的国力不济,但中华帝国留下了很长的记忆,这让中国不会向日本低头认输。同时,中国超大规模的国土,也让中国有资本可以用空间换时间,慢慢拖着日本。这下日本的麻烦就大了,它的军队只能在侵略中国的泥潭中越陷越深,根本不可能真正取胜,毕竟人口不够多,没办法真正统治这么大的领土。本来日本人是打算征服了中国再决战白人的,可是现在被中国拖住了,资源不够用了。要想获取资源,就得征服南洋,可南洋是白人殖民地,这就意味着得跟白人彻底撕破脸,而且不撕破脸也撑不下去。

   其次是想象性的文化差异。以日本为中心的“大东亚共荣秩序”,与中国的天下秩序不同,是一个欧洲式的民族国家霸权秩序。吊诡的是,其背后又有中国式天下秩序的残余,将霸权秩序想象为一个与西方迥然不同的王道秩序。大日本帝国时期的激进右翼,从头山满、北一辉到石原莞尔,都充满了理想的乌托邦热情,试图建立一个与西方霸权不同的东亚人的王道世界。日本是当仁不让的东亚领袖,负有神圣的使命,将中国、韩国和东南亚各国的黄种人从白种人的统治下解放出来,实现以天皇为中心的东方王道乌托邦。日本对朝鲜、中国和东南亚国家侵略战争的背后,不仅是霸权的利益扩张,而且还有一套玫瑰色的自我合法性的王道乌托邦理想。

在这个意义上,影片呈现了国家这个整体之下的多重现实,并也试图做出一种象征性的弥合。在结尾,一个原本近乎丧失了国,也丧失了家的人,最终赢回了国的确认;而这“国”在异域的彰显,亦有自己以身体“冒着敌人的炮火”参与构建的部分。那么此后,他也将赢回自己的家。那是片尾所暗示的,下一部将要完成的。届时,英雄将再次领受家与国的双重使命,踏上征战之途。

于是日本下定决心跟白人撕破脸,这是早晚的事,于是进攻了南洋,又偷袭珍珠港,废掉了美国的太平洋舰队。蒋介石这边听说日本偷袭了珍珠港,长出一口气,美国被拉下了水,他确信这回日本必败了。日本国内有一些学者是比较真诚的“大东亚主义”者,他们也长出了一口气。因为过去侵袭中国,怎么看都像欺负人,如果一直对中国下手,日本就变得跟白人帝国主义者一样的坏人了。这一次跟美国人开战,意味着日本跟白人的终极大对决终于展开了。这样一场战争,将使侵略中国获得完全不同的意义。随着对美国人开战,两边全都长出一口气,但所想的事情却是完全不一样的。日本的败局在这一刻就确定了,只能等着二战之后再寻找新的道路了。

   于是,日本的“大东亚共荣秩序”充满了内在的紧张:既要加入欧洲式的民族国家普遍秩序,又要保持日本特殊的天皇国体,并且将神魅化的天皇秩序扩张到东亚和东南亚世界。而到了太平洋战争期间,日本极端的右翼更是将亚细亚秩序想象为一个普遍的世界秩序,1940年初,京都帝国大学地理学教授小牧实繁提出新的地政学理论,他从日本的高点远眺世界,将各大洲和海洋重新命名,以投射“大东亚共荣圈”的美梦。在他的地理命名法下,美洲为“东亚细亚”,澳洲为“南亚细亚”,非洲是“西南亚细亚”,太平洋是“大日本海”,大西洋则是“新大日本海”。④

而在影片之外,我们仍将面对而且身处一个复杂的,多重、多面的,难以简单言说的中国。而那也是我们终生抹不去的,由此需要正视、需要携带着努力前行,如果不是骄傲而至少也无需诅咒的身份。

日本这个国家,从国土面积和人口、经济各方面来看,放在欧洲都是个大国。但放在东亚的话,跟中国一比,怎么看都不是大国。这种国家规模,让它一直没法获得精神自主性,长期处于一种焦虑当中。甚至到了今天,如果中国不能恰当地理解日本的这种焦虑,并在国际制度中给出恰当的制度安排,中日关系仍然没办法真正好转。这是在理解日本的时候,一个至关重要的背景,要理解日本在近代历史上对中国的一系列深刻影响,也不能脱开这个背景。

   日本的“大东亚共荣秩序”因为其过度的狂妄与扩张而受到毁灭性的挫败,二战之后,东亚世界迎来了它的第三个历史阶段:长达半个世纪之久的冷战。东亚分裂了,朝鲜半岛和台湾海峡两岸都出现了分断体制,中日也处于长期的意识形态对立。在此背景下,分裂的东亚不再有统一的东亚意识,以苏联、中国、朝鲜为一边的社会主义阵营与以美国、日本、韩国、台湾地区为另一边的自由世界阵营,将东亚撕裂成对抗的两半。到了20世纪70年代,东亚的格局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中苏的对抗、中美的缓和,使得中、日、韩三国面对共同的敌人苏联,中日、中韩放弃历史的隔阂,彼此走向接近,开始了一段战略合作的友好期。但中日友好的基础是脆弱的,其取决于日美之间的军事同盟关系,更维系于中日两国所存在的共同敌人苏联。

二、第三世界寓言与身体化的国族想象

   20世纪90年代初苏联解体,其影响和势力退出了东亚,中日之间友好关系逐渐冷化。随着中国的崛起、钓鱼岛海域的领土争端和日本政府首脑参拜靖国神社,两国到21世纪发生了直接的摩擦和对抗,一个新的后冷战时代开启了。东亚地区的几个国家,朝鲜孤立于全球体系之外,但其孤注一掷的核武器试验为东亚带来严重的和平威胁,并导致了大搅局效应。中日韩之间,类似于中国历史上的三国时代,关系错综复杂。

《战狼2》不但引发了关于“民族主义”的争论,甚至牵涉到是否宣扬了中国的“帝国主义式”崛起、扩张、经济殖民。中国社会现实的复杂,远非一个词可以概括,因此现实层面的“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这里暂且存而不论。那么,影片所力图表达的是一种怎样的“中国”?我认为,就影片叙事层面来看,仍是延续了由来已久的“抗争”主题,而非扩张甚至“殖民”。毋宁说,影片正是一个处于后殖民时代的前殖民地国家的作者,力图在仍不平等的世界文化-政治格局中言说自我的一种方式,这种言说无疑参照着自身被殖民、被歧视的历史和其他第三世界国家地区动荡多难的历史,从而构成一种另类的“第三世界民族寓言”。

   其中最核心的是中日之间的对抗,其中有意识形态因素,有历史之结尚未解开,更有国家利益之间的冲突。作为曾经的古代和近代东亚地区的政治-文化霸主,中国和日本都在争夺东亚乃至东南亚、泛太平洋地区的支配权和主导权,形成了后冷战时代的对抗轴心,韩国与日本虽然处于同一个美国的盟友圈,却因为历史的原因和独岛的领土纠纷而关系时好时坏。中韩之间本来有紧密的经贸合作,携手遏制朝鲜,在朴槿惠当选总统之后关系一度非常亲密,但近半年来由于在如何遏制朝鲜核武器方面发生分歧,韩国引进美国的萨德反导系统,而关系重新变得微妙。东亚“三国杀”的背后,一直有世界老大美国的影子,美国虽然身不在东亚,却内在于东亚,它在日本、韩国有驻军,在东亚有它的核心利益。从美国的全球战略利益出发,东亚的不战不和局面最符合美国的利益,因而它极力促使日韩关系的改善,以共同遏制势不可挡的中国崛起。

“第三世界民族寓言”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弗雷德里克·杰姆逊提出来的。在他看来,由于世界文化政治格局的不平衡,“所有第三世界的文化都不能被看做是人类学所称的独立或自主的文化。相反,这些文化在许多显着的地方处于同第一世界文化帝国主义进行的生死搏斗之中——这种文化搏斗的本身反映了这些地区的经济受到资本的不同阶段或有时被委婉地成为现代化的渗透””在此之下,“第三世界的本文,甚至那些看起来好像是个人和利比多趋力的本文,总是以民族寓言的形式来投射一种政治:关于个人命运的故事包含着第三世界的大众文化和社会受到冲击的寓言。””

   后冷战时期的东亚,充满了擦枪走火的战争危险,不仅是表层的领土之争、国家利益之争,更重要的是东亚各国民族主义、国家主义情绪高涨,从政府到民间,民族国家利益至上成为共同的意识形态,如同20世纪上半叶的欧洲。东亚意识,无论在学界、政界还是舆论界,都是非常微弱的声音。东亚各国为彼此对抗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经常发生摩擦的国家利益而搞得四分五裂,未来发展趋势暧昧不明,存在着很高的不确定性与局部战争的可能性。

中国是“三个世界”理论的发源地,今天中国还属不属于“第三世界”尚有争议,但没有疑问的是,中国曾经是第三世界、被殖民被侵略的后发国家,而这种历史事实,将不可避免地影响到当下的文化表达,即便是在已经或正在“崛起”之时。因而,将《战狼2》这样国族叙事相当明显的文本纳入“第三世界民族寓言”的范围还是有效的。因为,具体分析来看,电影虽然借助了好莱坞式的一些表现方式、情节设置,但无论是一些细节还是整体意涵,仍透露出与美国式“拯救世界”极为不同的“中国方式”,而这也是对中国目前在第三世界国家实际作为的部分展示。

   战争也好,新的冷战也好,皆不符合东亚各国的最佳利益,东亚各国陷入了只为自身利益盘算的“囚徒困境”。合作要比不合作好,虽然理论上大家都明白,但合作的起点和希望在哪里呢?

已经有人把影片的撤离非洲战乱区情节与利比亚撤侨事件联系起来。在影片中,冷锋不但拯救了自己的同胞,也将幸存的非洲当地员工救出,转移到维和部队所在的安全区域。而影片开始时中国援非医疗队带去的更是生命的希望,陈博士深入瘟疫爆发区,研究试验出了宝贵的疫苗。正如战乱爆发时中国大使提醒当地政府总理的:历史上我国对贵国有过援助和友谊。影片所反映的事实,延续了此前中国反霸权外交实践和“三个世界”理论下国际主义实践所留下的传统。具体到影片中,冷锋所救出的大部分是工人,包括中国工人和非洲员工。对于非洲普通百姓,影片不是俯视,不是漠然冷观和单纯数量的展示,也有由衷的认同、同情和细节表现,其中一对分享有不少镜头和情节安排的当地母子,便是典型的非洲底层人的代表,贫穷而乐观、狡黠亦可爱。这里仍有第三世界理论与国际主义的乃至社会主义的影子。在冷锋第一次到工厂救人时,工厂的主管林先生强调划出“一条分界线”,只允许中国人跟着离开,其方案被冷锋否决,影片由此同西方强权者的文明等级论、种族主义倾向和国内一些自大而狭隘、本质上是精英化、等级论的民族主义,也划出了一条界线。在救援的直升机即将到来时,冷锋做出让女人孩子先走的安排,得到一片欢呼。这与其说学习“泰坦尼克号”式的国际化、“文明”的、西方式的价值,揶揄“中国式”的“让领导先走”,不如说巧妙地规避了在中国-西方雇佣军/当地叛军的二元对立之外存在的中国-非洲当地人的民族区隔,以及投资商-普通工人之间的阶级关系,采取一种不是基于社会达尔文主义和权力等级的文明方式。影片安排开办工厂的富二代挺身救人,或许也是在弥合关联着民族差异的经济不平等关系。

  

由此,影片有着鲜明的对历史上殖民的、文明等级论的价值秩序的拒绝,这是经历过被殖民的民族的政治进步性。这种“后殖民”的色彩,更直接体现在影片的核心情节、动作上,于是构成“第三世界民族寓言”的一种,即关于中国力量的展示,关于中国在抗争中自力更生地站起来、终于有能力保卫自己的叙写。而正如杰姆逊所说:“个人和利比多趋力的本文,总是以民族寓言的形式来投射一种政治”,表达一种自我指涉。那么反过来说,“民族寓言”当然也是通过“个人和利比多趋力”的方式来讲述。在影片中,“个人利比多”直接表现为身体,英雄的身体。于是,不可思议的顽强的战斗力、打不死的身体、无比的生命力,都是可以理解的国族叙事的转喻。个体的身体,即是国家的身体。正如吴京在“怒怼”一些人时说,美国电影里一个人干掉一个师,他就是牛,就是美国英雄,我一个中国人打十几个雇佣兵就不行,“美国人就可以,中国人就不行?”这便是身体的政治,关涉到国族之间的权力关系。

二、从帝国秩序转化为共同体秩序

胡适曾说:“我们必须承认我们自己百事不如人。不但物质机械上不如人,不但政治制度不如人,并且道德不如人,知识不如人,文学不如人,音乐不如人,艺术不如人,身体不如人。”这恐怕是曾经不少中国精英的想法,这种思路、视角延续已久。而改变政治、文化关系的想象,也从改变身体的形象开始,这也是最外在的,最宜于影像化展示的。在影片中,身体政治与身体的美学融合在一起,明显有着李小龙式的视觉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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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学者柄谷行人说过:“一个世界帝国派生出来的各国虽然相互对立,但仍拥有文化和宗教上的共同性。所以,一般来说,现代国家均是以从旧有的世界帝国分离出来的形式而得以产生的。为此,当受到其他世界帝国威胁时,他们会努力维持旧有的世界帝国的同一性。即向‘帝国’回归。”⑤柄谷行人所描绘的,基本是一个欧洲的历史图景。今日之东亚,要比欧洲复杂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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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史上的东亚,虽然有过以中国为核心的东亚天下体系和以日本为轴心的“东亚共荣圈”,但从来没有哪个国家真正统一过东亚,将整个东亚囊括到其帝国版图之中。在古代的中华朝贡秩序当中,日本虽然受到中国文化极大影响,但在政治上始终不是中国的藩属,没有向中国朝贡过,游离于中华帝国的统治半径之外。子安宣邦指出:“就文明论的角度而言,日本被包含在中华文明世界之中。……但是它也在以中国为核心的华夷秩序中维持了自主性”。⑥同样,即使在日本帝国势力最盛、侵占了整个东亚和东南亚的时候,半个中国(东北和沿海地区)沦陷为日本的殖民地,但另外半个中国(内地和西部边疆)依然在顽强地抵抗日本,守护了中国的民族尊严和独立。这意味着,历史上东亚的帝国秩序从来不是完整的,总是一个中心对抗着另外一个中心,帝国秩序总是面临着边缘的另一个国家的顽强抵抗。

 肌肉展示——身体美学

东亚历史上也从来没有真正出现过威胁帝国秩序的共同外敌,19世纪中叶当西方列强叩响中日大门的时候,日本顺应时势,迅速脱亚入欧,拥抱新的世界秩序。而到20世纪70年代以后共同面对北极熊苏联威胁的时候,中日虽然处于暂时的蜜月时期,但因为意识形态和历史的因素,依然是同床异梦,(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李小龙在香港拍的影片是典型的殖民地人民对国族、身份的想象与演绎,影响了几代观众与电影人,而吴京自导自演功夫影片、打斗表演不辞劳苦和危险、赤裸身体展示肌肉的表演风格,也明显有李小龙的影响。从陈真踢掉“东亚病夫”的招牌,到冷锋说中国人不行“那是以前”,构成了一个身体政治的呼应,也是殖民地到“后殖民”的过渡与历史承续。这种政治表达,均以故事高潮时击败一个自以为高等的“洋人”来加以确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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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猛龙过江》与《战狼2》中的打斗——身体政治

本文责编:陈冬冬 发信站:沉思网(),栏目:天益学术 > 国际关系 > 地区问题 本文链接:/data/103659.html 文章来源:《开放时代》2017年第2期

杰姆逊说,“在第三世界的情况下,知识分子永远是政治知识分子”。也就是说,与西方的个人主义传统带来的公域私域的分裂不同,第三世界的文本必然是政治的,它同第一世界文化构成的差异性秩序及权力关系导致了其先天的政治性,它必须在同第一世界的参照、对话中,在民族国家的坐标中确立自己的身份。于是个人化的文本也必然是集体性的寓言,个人利比多即是关于民族的政治的想象。在以往特别是中国“第五代”导演那里,我们清晰地看到过这种“民族寓言”,并且更接近杰姆逊所谓“寓言”的本意:“讽喻。在他们那里常常出现的是种种代表“老中国”的压抑、恐怖的意象,构成对本民族历史传统乃至现实处境的讽喻性指涉。而这种内省的、自我否定式的国族想象,借由西方电影节和评议机构的推动,一度成为中国文艺的主流。而吴京的这种外向的、自我确立与重建国族认同的叙事的成功,所引发的争议,则说明了一种新的更为复杂多样的社会文化状况。

有人借用身体政治的视角,提出影片为什么不像好莱坞大片那样,将美女“奖赏”给英雄,加以“征服”。且不论其中的性别议题、文化差异和情节障碍(冷锋的未婚妻生死未卜,并且还要以此为关键点拍摄下一部),在我看来,这是影片既完成了身体政治的翻转,又小心翼翼避开了国权之间的最核心关系,因为女医生代表了美国。在抗争对象上,影片处理的是敌对的具体势力、组织,乃至个人,只是以“欧洲雇佣兵”头目为代表的怀有严重霸权观念和种族主义的白人强权者,而非明确的国家(特种兵的单兵作战设定决定了这点,他只能以单个身体彰显国家,但却无法以一己之力与一国为敌)。于是,最终英雄的行动仍只是自卫,是象征性的去除“中国是劣等民族”的历史屈辱与诅咒,而非明确设定敌对国,更毋宁说什么“征服”。畅快淋漓的利比多的宣泄,以一敌百的身体力量,仍延续以往李小龙式的自卫以自证的脉络。从这里说,仍有个“大他者”——西方眼光在起作用,作为缺席的在场者参与我们的国族想象。这似乎是前殖民地国家或“前第三世界国家”摆脱不了的言说困境:即使崛起,也必须面对历史,言说历史,以确认当下。而西方殖民者对第三世界历史的暴力改写,已经内在化于其民族的现实,成为言说当下时绕不过去的参照。从这里说,在影片的内在逻辑和象征意义上,中国远非“帝国主义”,而毋宁说正贴合“和平崛起”“防御性国防战略”“不称霸”的官宣形象。而我们衷心希望现实能确乎如此。实际上,影片作为“第三世界民族寓言”的另一层面,是对非洲这个仍地地道道地处于“第三世界”的地区的展示,不是对战乱、灾难的猎奇式书写,而更指涉着这悲惨命运的历史根源:当地叛军首领试图建立自主的政权,而被白人雇佣军头目干掉,并对余下的叛军领袖许诺,如听他的命令便能控制这个国家。显然,这是历史上西方殖民者与当代西方霸权势力点燃或激化非洲内乱、扶植傀儡政权上台以便永久性取利的现实展示。影片中的一个较闲静的段落,在展示了当地原始浑朴的自然风光之后,借美国女医生之口说:人类文明从非洲走出,但文明再次来到这里,却带来了战争,疾病,动荡。这也是对西方殖民者开启的“世界文明”和资本主义主导的现代文明体系的反思,尽管还只是表层的。

而影片因为关联着如此丰富的民族国家、世界政治议题,也便真正进入到了现实的舆论政治中,以至于竟然牵涉到了吴京的国籍问题。吴京在电影文本内以血肉之躯的战斗得到了国家的赦免与接纳,赢得了国家的名义,在现实中却因此引起不满,被质疑到其基本的国家身份(而那些发出此类质疑的人,应当并非在意“中国人”这个称号的“爱国者”)。文本内外的文化政治、身份政治亦相克相生。影片结尾在中国护照上叠印“在你身后有一个强大的祖国”字样,等同于加了艺术处理的片尾字幕。这一本来无需争论的技术细节,竟也引起了一些人从法理上论证其是否“合法”的计较,而竟然不见了“艺术归艺术,政治归政治”的高贵说辞。

于是,不期然间,吴京这个“前第三世界”的电影人,一旦试图发出同“第五代”以来决然不同的另类的表达,试图重构一种国族认同,也便不得站出来应对种种非难。似乎这又应了杰姆逊关于第三世界知识分子“同时也是政治斗士”的断言。在当下的舆论场中,吴京确乎无奈地成了一名政治争议人物,一名文化政治的“斗士”。当然,这里的“政治斗士”已不同于此前的一类,这本身标志了中国社会文化的历史变迁。

弗雷德里克·杰姆逊.处于跨国资本主义时代中的第三世界文学.张京媛,译.当代电影,1989

姚新勇.“第三世界文学”:“寓言”抑或“讽喻”——杰姆逊“第三世界文学理论”的中国错译及其影响.南方文坛,20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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