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手机网投平台大全 > 世界史 > 中国改革开放理论与实践探索成就及经验启示,

中国改革开放理论与实践探索成就及经验启示,

文章作者:世界史 上传时间:2019-11-01

《激荡三十年》的作者吴晓波先生,作为一名亲身经历中国改革开放30年大变革的经济观察者,被号称是中国财经界最冷静的一双眼睛,他在站在民间的角度,用数十年来记录这一场中国奇迹大变革,以独特的视角来分析和解剖中国改革开放进程,这个独特的视角是基于30年来,在中国大陆三个资本,民营资本,国营资本,外国资本之间的互相博弈和较量,促进了中国市场经济制度的建设和发展,取得前无未有的中国经济奇迹…… 《激荡三十年》是一部震撼和感动的中国改革开放史,它描绘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取得的举世瞩目的巨大经济成就,以及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伟大实践中的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的长足进步。作者不是将一些事件、人物孤立地展现在读者面前,他笔下的历史是可以触摸的,是可以被感知的,它充满了血肉、运动和偶然性。他把人物和事件放在一个国际和国内的政策、社会和当时的现实这样的大背景中,以整体和个别相结合的描述手法,将一部中国企业的曲折发展历程清晰地呈现在读者面前 吴晓波老师在描写这恢弘的改革史摒弃了文件到概念的模式,而是以改革大潮之中的人物来展开叙述。让读者能够更加贴近当时改革环境之下,人人求变的社会环境,更加了解改革人物的心理历程和人生旅程。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如铁笼一般的计划经济制度使得中国像是一头沉睡的雄狮,生产力被牢牢的禁锢,中国的一切都需要从头部建设,百废待兴。我们需要一场彻彻底底的大变革来使得这个国家重回世界民族之巅,而这一切正在萌芽,等待一个人物的唤醒。这个人就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人生三起三落磨练了邓公如钢铁一般的意志力,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央领导层,中国正在开启一场世纪大变革,需要重新世界秩序。于是我们首先去拜访了邻国日本,邓小平的到访在日本掀起了一股中国热。记得当邓小平坐上日本的高铁时,一名日本记者问邓小平“日本的高铁怎么样?”。邓小平回答到“我们就需要这样的快车!”是的,被计划经济压抑下的中国太需要一场变革,我们急需这样的快车!数日后的,邓小平与日本经营之神松下幸之助亲切的握手,开启了中国改革引进外资和外国先进技术的大门…… 引进外资和先进技术看似很好,但实际之中却是那么的遥远。当中国打开国门后,日本、德国一大批一大批的考察团纷纷涌进中国,但是中国百废待兴,就连最好的工业基地也不达不到外资的投资要求,所以一大批一大批的外国考察团纷纷来,又纷纷的离开。所以我们的引进外资和先进技术的计划投向了我们的桥头堡——香港。我们大胆开设特区,由最初的蛇口工业基地,再到后来的深圳、厦门、珠海……一系列经济特区是改革开放的先锋队,使得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了,“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是经济纲领,“摸着石头过河”则是政治纲领。我们以稳定压倒一切的方式搞经济改革是全世界从未有过的伟大实践,前方依然道路艰险…… 正如我国经济泰斗吴敬琏教授所说“近30年来中国向世界经济大国的跃升,无疑是现代世界史上最重要的事件之一。中国崛起这一宏大叙事,是由千百万普通人各不相同的创业故事集合而成的。虽然人们对于这些故事的阐释差别甚大,但是我深信,让作家根据自己的所见所闻把这些故事记述下来,由大众去加以解读和评论,对我们总结过去和规划未来有着极大的价值。”千百万普通的创业者一起在抒写着大变革,大变革又轰隆隆的裹挟着千百万创业者奔向前去…….安徽凤阳小岗村的“包产到户,自负盈亏”给中国如牢笼般的计划经济首先捅破了一道窟窿,有了这一道窟窿,则再也合不上了,改革的大潮浩浩荡荡足以推垮整块铁墙,再也回不去…….这股变革之风蔓延到乡镇,于是我们看到了大字不识的年广久雇佣了八个工人叫卖他的“傻子瓜子”;于是我们看到了“温州八大王”成为改革的牺牲品亡命天涯……有限的纸张不能详尽所有的故事,但是这些故事的的确确的存在在“改革的最前奏”,我们应该对这些故事给予崇高的敬意,这些先锋给予真挚的问候。  从书中能够看到现在中国如雷贯耳,叱咤风云的人物,一位位中国首富的名字在二十多年之前也如你我一般,都是一个个的小人物。他们有一颗不安分的心,他们放弃掉体制内的工作,赤膊迎接这一场变革大潮。柳传志在中科院计算机所创办了联想;在深圳的王石经过一系列的打拼走上了房地产的道路,创办了万科;马云、马化腾、李彦宏等互联网人开启了中国的互联网革命,创造着“阳光下的财富”。吴晓波的客观,是让人欣慰的。中国的事情,太多假象掩盖下,很少看到真实,而《激荡三十年》带来的就是这份难得的真实。中国第一批企业家的“原罪”也在书中得到揭露,改革是一项走在法律边缘的活动,也使得法律得到健全的发展。法律的建设都走在违法之后。中国需要加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制建设的步伐来适应中国高速的发展,已解决改革开放变革所带来的阵痛。《激荡三十年》和文字让当我们有机会回头一望,他没有论述是非而只是叙述事实,他没有展望未来而只是耐心的梳理历史碎片。  正如书中开头所引用的狄更斯的一句话“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当大变革到来的时候,我们每个人都无法置身事外,我们需要的是鼓足干劲,引上前去。变革会给我们带来阵痛,但是阵痛过后任然生机勃勃……  既然阵痛之后是生机勃勃,转型后的中国会是什么样呢……  既然阵痛之后是生机勃勃,那作为新常态下创业者的你呢……

作者简介:张占斌,男,吉林通榆人,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全国政协委员,主要从事经济学研究。北京 100872

最近一段时间利用零碎时间读完了财经作家吴晓波的著作《激荡三十年》,这本书分上下两册,讲述了从1978年至2008年这三十年间中国在改革开放路途上不同企业兴衰的故事。这本书对于我们90后的意义在于能让我们从不同企业和不同企业家的故事中了解改革开放的那段历史,可以尝试着体会自己父辈们在经历了那段岁月洗礼后的心境,对于我们理解现在的经济发展和与父辈相处都将大有裨益。

摘要:“改革”内涵是在改革开放以来理论和实践的双重互动中演进的。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改革的新决策,启动了农村改革的新进程;1987年党的十三大将“改革”和“开放”整合为“改革开放”,在党和国家政策与制度层面得到确认。随着实践的发展,“改革”又不断被赋予新的内涵,相继经历了从“全面改革”到“深化改革”再到“全面深化改革”的演进过程。一方面社会生活的巨大变化,是以“改革”概念变革为先导;另一方面,社会变革也必然引起“改革”概念本身的巨大变化。“改革”内涵的演进既是对社会历史现实语言的反映,可以充当认知社会结构变化的“指示器”,也参与了对社会的建构和影响,成为历史发展的“助推器”。

内容提要:40年改革开放历经三个阶段:对计划经济的反思和市场机制的引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全面深化改革;40年改革开放的主要经济成就: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市场定位取得了突破、成为开放型经济成功的国家;40年改革开放的主要经验与启示:改革要有明确的受益主体、坚持以经济体制改革为重点、改革发展稳定协调统一;未来高起点深化改革的目标与任务:加快推进与高质量发展配套的重点改革、确保完成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各项改革任务、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改革方向、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

用吴晓波老师自己的话来说,这是一部没有没有主角的“草民史”,这或许是混沌的所在,或许,也是历史的真相所在。

关键词:改革;改革开放;全面改革;深化改革;全面深化改革

40-year-Reform and Opening has gone through three stages:the reflection of planned economy and the introduction of market mechanism,the establishment of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and overall deepening reform.Its main economic achievements can be observed as lib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productive forces,breakthrough of market positioning and success of the country's open economy.So the forty-year-Reform-and-Opening experience shows that the success of Reform depends on a clear gained body,adhere to economic reform focus and stable coordination between Reform and development.Meanwhile it also depends on the goals and tasks of deepening Reform based on high starting point in the future; accelerating the important area of reform with high quality to ensure the completion of all Reform tasks in the overall well-off society,to improve the socialist market economic system reform and to form a comprehensive new Open pattern.

改革开放三十年间,中国民众或者说中国企业家们先后经历了意识形态、思维方式和管理方式的巨变,这三十年的历史具有不可替代的独特性,在邓小平同志的带领下,这个拥有近13亿人口的大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日渐瓦解,一群小人物把中国变成了一个巨大的试验场。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共产党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政治智慧,积极推进改革开放,成就举世瞩目。伴随着改革的不断推进,“改革”也逐渐成为使用频率非常高的概念。“改革”内涵是在改革开放以来理论和实践的双重互动中演进的。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改革的新决策,启动了农村改革的新进程;1987年党的十三大将“改革”和“开放”整合为“改革开放”,在国家政策与制度层面得到确认。随着实践的发展,“改革”又不断被赋予新的内涵,经历了从“全面改革”到“深化改革”再到“全面深化改革”的演进过程。

关 键 词:改革开放/探索突破/经济成就/经验启示/目标任务/reform and opening up/exploration and breakthrough/economic achievement/experience/target and tasks

世界史,曾几何时,日本被美国认为将是未来能与其抗衡的一大经济体,美国曾经提出过“日本威胁论”,并且在中国改革开放初期曾以非常不屑的口吻讽刺过中国的改革开放,认为中国还会倒退回计划经济体制,根本没法站起来与西方发达经济体抗衡。然而仅仅在数年之间,中国却以惊人的爆发力完成了华丽的转身,在众口睽睽之下以不可逆转的姿态向商业社会接轨,逐步迈向市场经济的大门,为之后中国经济的突飞猛进奠定了基础。于是在这之后我们就听到了美国发出的“中国威胁论”,其实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个由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所杜撰的“中国威胁论”是对中国改革开放成果的一种肯定,这些西方国家正是因为惧怕中国的经济和国力的崛起才提出的“中国威胁论”,因此我们可以从另一个侧面看到中国经济实力的快速增长和国力的提升。

一、从“改革”到“改革开放”

2018年,我们迎来了改革开放40周年,这是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改革开放创造了中国发展奇迹,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局面,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强大动力,我们正前所未有地接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此时,回顾改革开放40年的探索成就,总结经验,为在新起点上的改革开放助力。

书中有一段对任正非及那个年代的创业者的评论特别精彩到位:“十多年的荒芜岁月,让一代人不再风华正茂,他们被岁月嘲弄,被苦难打磨,在底层社会的滚打历练和理想幻灭,让他们对生活有着近乎残酷的清醒,他们具备起了‘狼’一样的素质,如果命运给了一次翻身的机会,他们会把所有一切都用上,豪情一搏。”反观现在中国的手机市场,华为、OPPO和vivo打破苹果的垄断占据前三甲,这与任正非等企业家的“狼性”精神密不可分,华为能做到今天如此强大,也正是靠着这股血性撑起了整个华为帝国。

“改革”本意是把事物中旧的不合理的部分改成新的、使之能适应新的客观情况。新中国成立后,在国家制定的重要文件中多次出现这个词语。如1949年9月30日颁布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第四十六条规定:人民政府应有计划有步骤地改革旧的教育制度、教育内容和教学法。第五十三条规定:各少数民族均有发展其语言文字、保持或改革其风俗习惯及宗教信仰的自由。人民政府应帮助各少数民族的人民大众发展其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建设事业。这些对于“改革”的论述都是着眼于某一方面的改革,还不能等同于“改革开放”基本国策中所强调的“改革”。

一、改革开放四十年的探索和突破

此外,书中有一段关于中国企业生存的点评也是恰到好处地解释了不同企业兴衰的原由:“中国社会的发展也正如此,它一直在‘自发地变化’,它来自一个单纯而僵硬的均衡状态,经过15年的发展,一切秩序都被颠覆,一切价值观都遭到质疑,一切坚硬的都已经烟消云散。在过去的15年里,观念的突破一直是改革最主要的动力,哪些地方的民众率先摆脱了计划经济的束缚,那里就将迅速地崛起,财富向观念开放的区域源源地流动。而很多的改革又都是从‘违法’开始的,那些与旧体制有着千丝万缕关联的规定成为改革的束缚,对之的突破往往意味着进步,这直接导致了一代人对常规的蔑视,人们开始对制度性约束变得漫不经心起来,他们现在只关心发展的效率与速度。查尔斯·达尔文在《物种起源》中那段有关‘丛林法则’的经典论述,正成为中国企业史的一条公理:‘存活下来的物种,不是那些最强壮的种群,也不是那些智力最高的种群,而是那些对变化做出最积极反应的物种。’”虽然很多企业的兴起是依靠在“灰色地带”打“擦边球”这样令人啼笑皆非的手段实现的,但这在当时就是那个时代的游戏规则,不懂规则的人只能遗憾出局,而知道变通的企业则存活了下来。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提出了涉及到国家多个领域的改革。据不完全统计,仅在1978年,邓小平在不同场合17次明确谈到了“改革”。如关于分配改革,1978年4月30日,邓小平约胡乔木、邓力群、于光远谈话,就《贯彻执行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文章的修改发表意见,提出了“总之,八级工资制需要作些改革。行政人员的工资级别,也有一个改革的问题”。(《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303页。)关于教育改革,1978年7月12日,邓小平提出“我们留学生管理制度要改革”,“文字改革是科学,要搞得很准,太轻率了不行”。(《邓小平年谱(1975—1997)》,第342—343页。)关于技术改革,1978年10月11日,[1]

习近平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二次集体学习回顾我国改革开放历程时说,20世纪70年代末,我们党和国家做出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有三个方面原因:一是对“文化大革命”的深刻反思;二是对中国发展落后的深刻反思;三是对国际形势的深刻反思。[1]这就是中国改革开放的背景,也是改革开放起步的社会环境。

正如书名《激荡三十年》所概括的那样,这三十年就如同一部情节跌宕起伏的剧本,刚开始读的时候会感叹当年的人们思想怎么那么单纯,会为从政府工作人员到平民百姓基本都没有任何经济学思维或商业头脑而急得直跺脚,但在慢慢读到中段时会发现那个时代是多么的乱,到处充斥着“灰色地带”弥漫的铜臭味,在读到书本的后期民族自豪感便会油然而生,会为自己生长在这样一个快速进步高速发展的国家而感到无比自豪。这本书最迷人之处便在于读书人的心境会随着书中企业的兴衰而起落,会在慢慢深入阅读过程中自然而然地产生一种自豪感。

邓小平在中国工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式上致词说:“各个经济战线不仅需要进行技术上的重大改革,而且需要进行制度上、组织上的重大改革。”(《邓小平年谱(1975—1997)》,第400页。) 邓小平进一步丰富了“改革”的内涵,从而推动了赋予“改革”在政治领域以国策意义。1978年11月10日到12月15日,中央召开了36天的中央工作会议。在会议闭幕时,邓小平发表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郑重提出:“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正确地改革同生产力迅速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确定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具体道路、方针、方法和措施。”(《邓小平年谱(1975—1997)》,第450—451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发表的公报提出:要“根据新的历史条件和实践经验,采取一系列新的重大的经济措施,对经济管理体制和经营管理方法着手认真的改革”,“正确改革同生产力迅速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5、10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中“改革”二字虽然只出现两次,但明显与狭义的“改革”有着质的区别,此时的“改革”已是“改革开放”基本国策中所强调的“改革”,内容涉及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各个方面。

在邓小平指导下,1978年12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不合时宜提法,确立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作出实行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实现了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2]其后40年,中国改革开放所取得的一切成就,都可以说源于转折中国命运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在这个看不见刀光剑影,但同样血雨腥风的商业江湖,人与制度之间的博弈,上层设计与底层时间之间的互相试探,豪迈而又悲壮。《激荡三十年》为我们呈现出了一幅不同于教科书上改革开放的宏伟画卷,它让我们回头看到国民曾经走过的崎岖坎坷的改革发展之路,更引发了我们对于通向未来之路的思考。

“开放”本意主要是指解除封锁、禁令、限制等,允许进入或利用。1962年3月28日,周恩来在《国民经济的调整工作和当前任务》中指出:“一九六○年冬天,各地方有计划、有领导地开放了农村集市贸易,这对于促进农副业生产发展,活跃农村经济,起了一定的作用。”(《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74页。)这里的“开放”就是其本意上的“开放”,还不能完全等同于“改革开放”基本国策中所强调的“开放”。

对计划经济的反思和市场机制的引入

“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对外开放发展经济、引进先进技术提高综合国力成为当务之急。中国政府开始大量从资本主义国家引进先进技术和设备。但是,引进外国先进技术和设备,需要大量外汇。为了解决外汇不足的问题,党和国家采取了很多措施,诸如扩大出口、补偿贸易、来料加工、来样加工、分期付款、延期付款等形式,但都不能有效解决问题。而与此同时,20世纪70年代以后,资本主义国家经济滞涨,剩余资金急需出路。在以上因素的综合作用下,党中央开始逐渐考虑制定引进外资的政策。1978年6月中国经济考察团回国后向中央政治局汇报,强烈建议:国际经济运作中有许多通行办法,包括补偿贸易、生产合作吸收国外投资等,我们可以研究采用。(参见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回忆邓小平》,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156页。)6月下旬,邓小平听取了谷牧关于出访法国、瑞士、比利时、丹麦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汇报时指出:引进这件事要做,下决心向国外借点钱搞建设,要抓紧时间。(参见《邓小平年谱(1975—1997)》,第335页。)随后,全国计划会议确定了积极地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利用国外资金,大胆地进入国际市场的决策。(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管理大事记》,中国经济出版社1986年版,第320页。)同年11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正式提出:要善于利用国际国内有利形势,吸收外国资金技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批准的《1979、1980两年经济计划的安排》提出,要积极引进外国先进技术,利用外国资金,大胆地进入国际市场。这就表明封闭的对外经济政策最终被打破,从而开始了中国对外开放政策的重要转折。

改革开放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进行的一场伟大变革。在这一变革中,中国共产党人最独特的创造就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前提下,开启与深化市场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实现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有机结合。

实践的创新推动着理论观念的创新。1978年10月10日,邓小平在会见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新闻代表团时指出:“你们问我们实行开放政策是否同过去的传统相违背。我们的作法是,好的传统必须保留,但要根据新的情况来确定新的政策。过去行之有效的东西,我们必须坚持,特别是根本制度,社会主义制度,社会主义公有制,那是不能动摇的。”(《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33页。)党的十二大报告明确强调:我们坚定不移地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积极扩大对外交流。

当代中国的经济改革并不是一开始就以市场化为取向的。早在计划经济时期,毛泽东等领导人就对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等市场经济因素给予关注,并主张在一定条件下加以重视和发展。20世纪70年代后期启动的改革开放,改革经济体制最初也是为了完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市场经济只是作为一种调节和辅助存在。但随着思想解放和改革深化,市场机制的重要性日益凸显,经济改革的市场化目标不断清晰了。[3]

中国共产党在推动改革开放的实践过程中,一开始的侧重点是对内改革。这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公报中可见一斑,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中“改革”出现2次,“开放”在这次公报里没有出现。随着对外开放政策的逐步推进,从引进外国先进技术到利用外国资金,大胆地进入国际市场,再到1979年7月党中央、国务院作出决定,对广东、福建两省的对外经济活动实行特殊政策和优惠措施,并决定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设置经济特区,作为吸收外资、学习国外先进技术和经营管理方法的视窗,然后到1984年4月又进一步开放大连、秦皇岛、天津、烟台、青岛、连云港、南通、上海、宁波、温州、福州、广州、湛江、北海这14个港口城市。1982年党的十二大报告中“开放”出现2次;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决定中“开放”出现8次。“开放”使用频率的提高表明了开放政策从酝酿、决策到实践的发展过程。实践和理论概念的双重创新也推动着“改革”和“开放”的整合。

1979年,邓小平明确提出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的论断。他在会见美国不列颠百科全书出版公司编委会副主席和加拿大麦吉尔大学东亚研究所主任林光达一行时,在回答林光达提出的“您是不是认为中国犯了一个错误,过早地限制了非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个问题时说:“说市场经济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只有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肯定是不正确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个不能说是资本主义。我们是计划经济为主,也结合市场经济,但这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4]1980年,在一次讲话中,邓小平把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相结合,作为探索合乎中国实际的经济发展道路的内容之一。[5]1984年,《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公有制基础上有计划的商品经济,邓小平认为写出了一个政治经济学初稿,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现结合的政治经济学。

1984年2月9日,邓小平参观陈嘉庚创办的集美学村和陈嘉庚故居时指出:陈嘉庚是个爱国华侨。福建华侨多,进出都经过厦门。改革开放后,侨务工作很重要。厦门要加强侨务工作,进一步贯彻好侨务政策。(参见《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959页。)此后,“改革开放”作为一个名词在党和国家的重要文件和重大政策中不断被使用。1984年9月13日《人民日报》刊发《中组部领导集体对照检查近几年组织工作问题提出整改意见,抓领导班子调整保证改革开放顺利进行》的报道,“改革开放”在党报上得到进一步宣传。在1987年党的十三大报告中,“改革”出现163次,“开放”出现48次,“改革开放”出现24次,报告指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是: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这表明“改革”和“开放”整合为“改革开放”在党和国家政策与制度层面得到确认,成为全党全国上下的共识。

我们认为,实践第一是邓小平改革开放思想中最为突出的部分。实践第一要求改革开放突破各种“本本”、教条,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把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实践第一就要求改革开放胆子要大,步子要稳。实践第一要求改革开放不仅讲生产力标准,也要讲价值标准。邓小平实践第一的改革开放思想,有效地解决了部分人在改革开放中的争论问题。

邓小平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理论和实践的最大贡献,是提出了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的科学论断;邓小平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的最大贡献,是他奠基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6]“南方谈话”是邓小平改革开放思想走向成熟集大成之作,体现了他完全彻底的改革思想。作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倡导,不仅确保了改革的正确方向,而且有力地促进了国人对经济体制理论的研究。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过不久,陈云写了一份《计划与市场问题》的提纲。他的这个提纲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以文字形式论述计划和市场关系问题最早的文献。陈云首先肯定马克思的计划经济理论,认为现在的问题主要是没有根据已经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经验,对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加以发展。他指出,60年来无论苏联或中国的计划工作中出现的缺点,只有计划按比例这一条,没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还必须有市场调节这一条。有鉴于此,陈云提出了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原则构想:“整个社会主义时期经济必须有两部分,计划经济部分,市场调节部分。第一部分是基本的主要的,第二部分是从属的次要的,但又是必要的。”[7]他还强调指出,在今后经济的调整和体制改革中,计划经济和市场调节这两部分的比例的调整,将占很大比重,不一定计划经济部分愈增加,市场调节部分所占绝对数额就愈缩小,可能是相应地增加。

有研究者认为,作为专有名词,改革开放特指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时期,但从改革的实质是解决好计划和市场的关系,开放的实质是加强国内经济与国际经济联系的角度看,我们党关于改革开放的思想早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就产生了。理解和研究陈云的改革开放思想,不能仅限于改革开放时期,而应在改革开放前后两个时期加以考察。这样我们就可以清楚看出,他的改革开放思想是既要解放思想又要实事求是的思想,是既要积极推动又要稳步前进的思想,是既要搞活微观又要管好宏观的思想。[8]

邓小平、陈云这些论述,明确肯定了社会主义制度下市场经济和市场机制的作用,打破了前人在这个问题上的理论禁锢。他们的这些论述,大大扩展了市场调节的空间,把在计划经济中引入市场经济的问题正面肯定下来。

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的论述,当年曾收入人民出版社《中央负责同志同外宾的谈话》一书之中,发行10万册,影响很大。陈云《计划与市场问题》的提纲,在中央办公厅研究室作过传达,后收入1982年7月15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出版的《文献和研究》和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出版的《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9]邓小平的论述和陈云的提纲,对经济体制改革起了重要推动作用。

这一时期,经济学家讨论市场取向改革形成一些重要观点。例如孙冶方、薛暮桥强调价值规律对社会主义经济的调节作用。卓炯认为,社会主义应该,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熊映梧提出,搞社会主义必须抓住发展生产力这个根本。刘明夫等人认为,商品经济并非资本主义社会所特有,社会主义经济是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并指出中国几十年建设中出现的失误和造成的损失,就是因为没有搞商品经济。蒋一苇强调国民经济的主体应该是企业,企业应该是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实行政企分开。经济理论界这些讨论,把邓小平、陈云的论述大大丰富和深化了。

这一时期,在解放思想大潮中,中国逐渐理性客观地认识西方经济学。在引进外资、技术和管理经验的实际经济工作中,西方经济学及掌握西方经济学理论的中国经济学家在中国市场化理论探索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10]西方经济学被引入中国后,首先是一种实用工具,用来分析中国经济存在的问题,提出理论上的解决方法;其次是一种沟通的符号,有利于中国经济学家与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学家沟通学习;最后是一种重要的思想理论资源。西方经济学丰富了中国改革开放理论,推进了市场化研究。

本文由手机网投平台大全发布于世界史,转载请注明出处:中国改革开放理论与实践探索成就及经验启示,

关键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