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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被称为,瀛寰志略

文章作者:文物考古 上传时间:2019-09-30

  从时间来说,中国睁眼看世界的觉醒要早于日本。从数量来说,从1840到1861年,中国的文人写出了至少22部介绍西方的著作。但吊诡的是,这些对西欧国家地理、历史、政治、军事、经济都有所涉及的书没有一本销量超过1000册。徐继畲逝世后,郭嵩涛于1876年出使西洋,亲眼目睹了西方世界的实际情况,印证了《瀛寰志略》对外部世界的真实描述。郭嵩涛整理自己的笔记,定名为《使西纪程》,这看起来有点像福泽的《西行记》,事实上也一点不逊于前者,但没想到还是有很多人跳出来痛心疾首地责骂此书败坏风气,于是劈里啪啦一道奏折,光绪皇帝最后下令销毁书版。

但总理衙门并未理会李鸿章的推荐。半年过去,未闻音讯的黄遵宪心有不甘,于是在1889年春夏又将此书稿呈洋务后起重臣、两广总督张之洞。张之洞将此稿转总理衙门时也高度评价说:“详阅所呈《日本国志》,条例精详,纲目备举,寓意深远,致力甚勤,且于外洋各国风俗、政事,俱能会通参考,具见究深时务。”张之洞还将此书与总理衙门几年前印行的姚文栋《日本地理兵要》略作比较,认为互有短长,“二书皆有用之作”,但“惟详备精核,则姚不如黄,实为出使自本者必不可少之书,自应代为咨呈,以备查核。”然而,此书仍未获总理衙门刊印,一直被束之高阁。

1848年,美国为建华盛顿纪念碑,向各州、各国征集纪念物。在徐继畲的朋友——美国来华传教士的帮助下,浙江宁波府向美国赠送了一块石碑,上面镌刻了徐继畲在《瀛寰志略》一书中对华盛顿的极高评价。徐继畲对华盛顿由衷的溢美之词,打动了一代又一代美国人。1998年,美国总统克林顿来华访问,在北京大学演讲时还提到此事。

各国正统领之中,又推一总统领,专主会盟战伐之事。各国皆听命。其推择之法,与推择各国统领同,亦四年为任满,再任则八年。自华盛顿至今,开国六十余年,总统领凡九人,今在位之总统领是勿吉尼阿国所推。

    对于代表先进的国家之书,中国人抵制,日本人追捧,这两种迥异的态度背后,折射的是两个民族对时代发展潮流的把握。认识到自己在宇宙中的定位,对一个人来说相当重要,对一个民族也是如此。晚清的中国已经容不下一本书了。不但是来自清政府的权威,更多的是来自传统卫道士们,不是几个人,而是绝大数的知识结层。狭隘的文化中心主义,狭隘的民族主义,抱残的决心,守旧的力量,延缓着现代民族的觉醒意识和阻扰着现代化的进程。甲午战争中,我泱泱大国的尊严何在?天土之民的尊严何在?谁夺走了我们的尊严?不是日本人,而是我们自己早在二三十年前就在不知不觉中丢弃了救国之书也丢弃了挽回尊严的可能。进一步说,在书有失尊严的环境中,这个民族也似乎很难保持应有的尊严。在某种情况下,民族的尊严有赖于书的尊严。对待书的态度,实质上也是对待自己的态度,对待文化的态度。换言之,书的状态是人的心态的物化。由书构成的文化环境若没有尊严感,民族的尊严也很难实现和保全。

就这样,具有高度前瞻性的《日本国志》“事前”无法出版,只到结局底定、大祸已至才姗姗来迟,确不能不令人遗憾万分,大发“此书可抵银二万万两”、“以至今日也”之慨叹。然而,这类“先见之明”最终成为“马后炮”,却非偶然,晚清的政治、社会状况决定了屡屡如此。

徐继畲于是利用一切机会,虚心向在华外国人请教,并自学了大量的外国人文历史和地理知识。徐继畲历尽千辛万苦,花费了5年的心血,终于写成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瀛寰志略》一书。《瀛寰志略》全面介绍了地球概貌、各国地理分布、风土人情等。尤为可贵的是,徐继畲在书中引进了西方民主政治思想的价值体系,对通过选民的选票取得合法性的各国民主制度推崇备至。

关于美利坚合众国经济、技术、军事发展状况。

  后来梁启超在《日本国志》中感慨道:在黄子成书十年久,谦让不流通,令中国人寡知日本,不党、不备、不患、不悚,以至于今日也。接到出版后的《日本国志》,张之洞抛卷长叹:“此书早布,省岁币二万万。”1898年总理衙门翻刻此书。十年等一回,此时已是“箧藏名士株连籍,壁挂群雄豆剖图。”

为了纪念国父华盛顿的丰功伟业,美国人兴建了一座高近170米的纪念碑,内墙镶嵌着188块纪念石。许多人不知道的是,这其中有一块纪念石上刻着中文文字,是由当时的中国清朝地方政府赠送给美国的。上面所镌刻的,是晚晴名臣、近代中国睁眼看世界的伟大先驱徐继畲对华盛顿的赞美之辞。

鸦片战争的大炮打开了大清帝国的国门,使“天朝帝国万世长存的迷信受到了致命打击,野蛮的,闭关自守的,与文明世界隔绝的状态被打破了。”接着便是割地赔款,签订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这一切引起了中国朝野人士的深思:一个曾经显赫于世的中华大帝国,为什么骤然间变成了不堪一击的败国、弱国呢?!中国应当走向何方,如何自强,应当怎样改造这落后而又愚昧的祖国呢?正当中国人困惑不解的时候,在中国大地上,出现了一批中华民族的近代化的启蒙思想家。

    《西洋事情》与《瀛寰志略》,两本相似的书,却有着不同的结局。在两本书的后面,不是两个人的命运,而是两个国家的命运。尽管1866年徐继畲得到了一生中最好的机会,他开始负责管理同文馆,《瀛寰志略》也在迟到20年后终于被当成教科书。但20年间,发生了太多的变化。徐继畲回家坐冷板凳的时候,福泽谕吉则继续自己的西方之旅。他写了更多关于西方的政治制度、文化理念的书。《劝学论》开宗明义宣称:“天未在人之上造人,亦未在人之下造人。”这句话好比神的启示一样,给封建桎梏下的大多数日本人带来无比的振奋。很多人因受这部书的启蒙,恍然大悟到个人的尊严,能在独立自由的新天地间,获得精神解放。这部书,如以每篇销行量20万册计算,大约有340万册传布与民间。如此盛况,诚可用“洛阳纸贵”来形容。

而总理衙门在1879年能刊印黄任驻日参赞时的《日本杂事诗》、1884年刊行曾任出使日本随员姚文栋的《日本地理兵要》,也从另一方面说明在当时的政治氛围下总理衙门印书的“价值取向”。黄遵宪1877年秋到日本,1879年初即写成《日本杂事诗》。此书可说是他“初来乍到”之作,当时他一方面仍有中华“天朝上国”的文化优越感,一方面对明治维新了解不多、对日本的新变化还有些看不惯。这些在他的诗作中都有反映,如对日本“近来西学大行,乃有倡美利坚合众国民权自由之说者”颇有微词,与日本不满变法的保守人士更有共鸣。1890黄遵宪在驻英使馆参赞任上曾作《日本杂事诗自序》,明说二十余年前的旧作“时值明治维新之始,百度草创,规模尚未大定”,自己与日本保守人士来往较多,受其影响,对明治维新的看法有偏颇,“新旧同异之见,时露于诗中”。后来在日本“阅历日深,闻见日拓,颇悉穷变通久之理,乃信其改从西法,革故取新,卓然能自树立”,所以早先的《日本杂事诗》与几年后的《日本国志》有“相乖背”之处,现在“偶翻旧编,颇悔少作”。这正说明,早年的《日本杂事诗》符合朝廷的“政治正确”,所以总理衙门敢出;而后来的《日本国志》与朝廷的“政治正确”不符、甚至相反,有《使西纪程》深刻教训的总理衙门自不敢出。同样,姚文栋的《日本地理兵要》主要是介绍日本军事的情报,与诸如对明治维新等制度等价值性评论无涉,所以总理衙门敢出此书面不敢出高度赞扬明治维新的《日本国志》。

徐继畲是山西人,道光年间的进士出生。他是中国近代著名的地理学家,在历史、文学方面也有一定成就,被美国人称为“东方伽利略”。第一次鸦片战争后,徐继畲认识到了西方列强在科技、军事、政治等方面,都要强于大清国。于是,他便产生了将外国列强的情况写成一本书,供国人了解外部世界、认清自我,摆脱天朝上国麻木自大的想法。

我们知道,早期欧美诸国近代化的目标有两个:一是从“市民革命”开始的摆脱王权专制的政治体制变革,即建立民主化政治体制;另一个是由产业革命开始的,以机器和蒸气为动力和工具的经济与技术体制变革,即经济工业化、技术革命化。也就是说,以18世纪为高峰的、包括技术、经济、政治等领域在内的全部剧烈的社会变革,就是欧美国家早期近代化的基本内容。(富永健一:《现代化理论今日之课题》、《思想》

  甲午首败,一战而众人皆醒矣。清一代的知识精英们创造了一个新词“变局”来形容国运的急转直下。“古今之变局”“天地一大变”“四千年未有之奇局”“五千年之大变局”“千万年未有之变局”,人们无不惊谔于我天朝上国怎么就国运危难了呢?关于甲午战争,国内的研究水平已经达到了一个相当高的高度,而我们回到甲午战前,以书为切入口,重新考量那个时代的中日两国,我们会发现,国家的命运,其实早就暗含在书的命运之中了。

黄遵宪(1848—1905),广东嘉应州人,字公度,别号人境庐主人,1876年中举。1877年秋,日本明治十年,29岁的黄遵宪以参赞身份随首任出使日本国大臣何如璋前往东京。到日本不久,他立即深深感到日本明治维新以后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已绝非中国传统所蔑视的“岛夷”、“蕞尔小国”,而国人对此却一无所知。因此,从1878年开始,公务之余的时间,他几乎全都用来搜集资料,广泛接触日本社会名界,研究日本政治、社会、历史,特别是明治维新以来的变化。1882年,黄遵宪完成了《日本国志》初稿,被调美国,任驻美国旧金山总领事,在美期间他仍继续撰写《日本国志》。不久,他对官场失望,认为完成《日本国志》更为重要、更有意义,于是告假回乡,潜心写作,终于在1887年夏季在家乡完成书稿。

徐继畲写《瀛寰志略》一书,是想让中华同胞清醒地认识世界,破除自己“天朝上国”的夜郎自大思想。徐继畲希望中国人能学习西方先进的技术和制度,摆脱传统的束缚,开启民智,实现富民强国的目标。

徐继畲向中国人启蒙些什么?

  福泽谕吉,这是一位在日本明治维新中有着教父般地位的人物。1862年,作为一名微不足道的翻译,福泽谕吉随幕府出洋。在欧洲的所见所闻让福泽的内心久久不能平静,回国后,福泽整理自己的笔记,参考了一些西方的著作,写成《西洋事情》一书。1866年,《西洋事情》出版,这是一本改变日本历史的畅销书,正版加上盗版,创下了25万册的销量。忧国爱民的日本人士,几乎人手一本,把它当作金科玉律一般看待。但它的价值,不只在介绍欧西文物而已,也是福泽呕心的杰作,充满睿智的表现,显示其思想体系初告成立。

李鸿章将书稿连同黄遵宪禀文转至总理衙门,并作了推荐。他在“禀批”中说自己“详加披览”,认为此书“叙述具有条理”,“如职官、食货、兵刑、学术、工艺诸志,博精深考,于彼国政法从西原委,订正尤为赅备。意在于酌古之中,为医时之具,故自抒心得,议论恢奇,深协觇国采风之旨。”当然,他认为虽然日本努力学习西方也仅得形似,所以并不能从这一部专写日本的书中看清世界大势。但他仍认为这部书对日本的“政教图经,言之凿凿,如在目中,亦有志之士矣”,并将此书与备受佳评的明隆庆间赴朝使臣黄洪宪归国后所作《朝鲜国记》相提并论,且称赞《日本国志》细密完备,“足与前贤颉颃也”。

然而,《瀛寰志略》的出版,并没有达到徐继畲写书的目的。书籍出版后,在中国一片冷淡。不但如此,因为徐继畲在书中对西方国家的推崇,竟引来了朝野的公愤,各种非议和批评纷至而来。留着长辫子的同胞批评徐继畲涨洋人的志气、灭自己的威风;为西方政体唱赞歌,离经叛道、动摇国本;崇洋媚外、言行不检点······在巨大的压力下,《瀛寰志略》被停止刊印,成为禁书。

《瀛寰志略》是1848年八九月间最后完稿的,共十卷本;《西洋事情》完稿比前者晚二十年,于1868年完成“初编”、1870年完成“二编”,也是十卷本。

  培根说:知识的价值不仅仅在于其本身,更在于它是否被传播以及传播的深度和广度。书的命运即在于被传播,通过传播,转而影响整个民族的命运。书有两个生命,它们讲诉自己的故事,也见证了读书人的生活。于个人,你在阅读书的同时,书也在观察你,不动声色地将你的生活拓进它们的身体里。于国家,我们怎样对待书,书也怎么书写我们的未来。所谓欲兴国,必慎以待书,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日本国志》:一本书与甲午战争

提到近代中国睁眼看世界的人,大家第一反应一般都想到林则徐和魏源。其实,徐继畲对西方的了解和研究,比林则徐更加透彻。有意思的是,林则徐还痛骂徐继畲是卖国贼,并联名上书参奏徐继畲,使得徐继畲被罢了官。

他在19世纪上半期,率先告诉中国人:大清帝国已不是万世一系、独一无二的世界中心;在地球上,另有一个为中国人全然无知的新世界,在那里存在着近代的政治和经济制度。这对被隔绝于世几千年的中国人来说,是头一次获得如此详细而真实的海外知识,从而使中国人有了认识自己与世界并加以比较、选择的依据。

    而回看中国,《瀛寰志略》在开始编著的时候,中国另一本时代巨作《海国图志》已经完成,初版50卷于1843年1月刻印于扬州。这是部大书,但显然只限于在上层精英社会中流通。即便如此,已经不习惯读禁书的守旧派们仍然对比横加指责,结果此书20年间只印了1000册左右。让我们特别注意这两个数字:20年,1000册。一年印50册,这是什么概念?当时中国的绅士有150万左右,而有读书能力的人也有350万左右。那你可以想象这本书有多么不受待见了。后来,《海国图志》竟然在中国绝版了,日本人盐谷世弘也为之义愤:“呜呼!忠智之士,忧国著书,其君不用,反而资之他邦。吾国不独为默深悲,抑且为清主悲也去!”

经过第一次鸦片战争,身处与“夷人”作战前线,林则徐当然要尽可能多地了解“夷情”,聘有专门的翻译为他译介有关情况,编译成《四洲志》,对五大洲三十余国的地理、历史、政情作了初步的介绍,这也是近代中国第一部较为系统地介绍外部世界的著作。1842至1843年间,林则徐的好友魏源受林嘱托,在《四洲志》的基础上编成《海国图志》,对“夷情”作了更详细的介绍。但魏源在此书中仍坚持传统观点,承认中国在地理上虽不居“正中”但在文明教化、典章制度上仍是世界的中心。但他认识到“狄夷”在形而下的“器物”层面尚有所长,中国可以师法,所以对其先进的制造轮船火炮之术,练兵养兵之法,更有专门介绍,并明确提出要“师夷长技以制夷”。然而象林则徐、魏源这样仅为了解敌情而编的《四洲志》、《海国图志》便被视为大逆不道,认为“知夷”“悉夷”本身就是罪过,“堂堂天朝”岂能去了解那些“蛮夷之邦”?认为“师夷长技以制夷”就是罪莫大焉的“溃夷夏之防”!结果,对中国人具有启蒙意义的《海国图志》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爱到朝野上下的强烈批判,因此对中国的影响非常有限,然而这本书传到日本去后却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短短几年就再版二十几次,日本朝野正是通过这本书对世界大势有了更多的了解,这部著作对日本明治维新的发生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一部旨在启发中国改革的著作,在自己的祖国备受冷落,却在异邦大受欢迎,启发了异邦的改革,并反过来不断侵略中国,这不能不说是历史的讽刺,是中国的悲剧。而中国则是在二十余年后,19世纪60年代开始洋务运动时,才重新“发现”此书,重新刻印。

 《瀛寰之志》剧照

美国实行民主共和政治制度,永远废除了“得国传子孙”的传宗接代的宗法世袭制度,实行总统领选举制度。徐继畲指出:在乾隆四十七年时,华盛顿立国,“谢兵柄,欲归田,众不肯舍,坚推立国主。”但华盛顿宣布:“得国而传子孙是私也”,“应当择有德者为之”。各部之旧分建为国正统领一,副统领佐之。以四年为任满,集部众议之,众皆认为贤也,则再留四年,否则推其副者为正。副或不协人望,则别行推择乡邑之长,各以所推出姓名投匦中,毕则启匦,视所推独多者立之。“不论是官吏或庶民,不拘资格。”退位之统领,依然与齐民齿,无所异也。

  一个国家推行好的民主制度一定是离不开有着良好素质的民众,国民性的塑造怎么离不开教育,而在教育之前,还有一样最基本也是影响最深远的东西——书。书的价值并不局限于那几页文字,它往往作为一个缩影点,折射出一个时代的兴衰,一个民族的浮沉。书的命运和国家的命运有着隐喻的联系,尤其是那些国家之书。某种意义上,看一个人如何对待书,便可粗略判断这个人的文化命数。于一个时代的群体而言,亦如此。

黄遵宪坦承,写《日本国志》的动机是日本对中国的了解比中国对日本的了解多得多:“余观日本士夫类能谈中国之书,考中国之事。而中国士夫好谈古义足以自封,于外事不屑措意。无论泰西,即日本与我仅隔一衣带水,击柝相闻,朝发可以夕即,亦视之若海外三神山,可望而不可即。若邹衍之谈九州,一似六合之外,荒诞不足议论也者。可不谓狭隘欤!”《日本国志》40卷约50万言,包括卷首年表和国统志、邻交志、天文志、地理志、职官志、食货志、兵志、刑法志、学术志、礼俗志、物产志、工艺志等十二种志,从各个角度深入系统地研究了日本的历史和现状。进一步说,这本书对明治维新后所实行的各项制度作了特别介绍。开篇他即明言这本书所述内容“详今略古,详近略远;凡牵涉西法,尤加详备,期适用也”,在一首诗中吟咏道:“草完明治维新史,吟到中华以外天”,点明这本书其实就是记述、研究明治维新之作。因为明治维新后日本的制度、文化“无一不取法于泰西”,他惊叹此后日本“进步之速,为古今万国所未有”,“乃信其改从西法,革故取新,卓然能自树立”。他详细记述了明治维新的过程,反复强调维新的重要举措是宣传民权学说,要求召开国会,认为“庶人议政,倡国会为共和”是日本转向强盛的关键之处。日本的经验使他相信“万国强由变法通”,明确希望中国也学习日本实行变法。

徐继畲在文字狱盛行的清王朝,能理智地认识世界,在封建专制下,推崇民主选举制度,这种高远的眼光和勇气,非常人能做到。可惜,在浑浑噩噩的满清统治下,他的呐喊没能在当时的中国产生巨大的能量,反而在日本和美国产生很大反响。唉,国家腐朽,志士空长叹呀!

中国启蒙思潮的出现与日本情况有些相似,也是由于在欧美先进的近代国家的产生与发展的影响下,首先在清朝官吏中产生了先觉者,特别是在19世纪中叶前后,也出现了启蒙思潮,并涌现出一批中国近代化的启蒙思想家、政治家,如林则徐、徐继畲、魏源等人。这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是中国社会进入19世纪以来诸方面所发生的巨大质变的产物。正如费正清先生所指出的:“这种质变通常被看做是近代化,它不仅是受到欧洲文明的直接或间接影响的结果,而且是中国内部社会演变的结果。中国人口和领土的增大所造成的它本身社会经济的发展过程,其力量不在外来压力之下,它们决定了中国向现代转变。”(费正清:《剑桥中国晚清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版,第41页。)

                  书命国运

甲午大败,《日本国志》面世,黄遵宪的意义才被“发现”,日本成为中国“维新”的榜样,康有为深受《日本国志》启发影响,给光绪皇帝上书中经常提到日本。1896年9月,准备变法的光绪皇帝在北京召见了黄遵宪,向其询问“泰西之政何以胜中国?”黄遵宪回答说:“泰西之强,悉由变法。臣在伦敦,闻父老言,百年以前,尚不如中华。”光绪皇帝既惊讶又兴奋。维新期间,康有为向光绪皇帝进呈《日本变政考》,许多内容就是参考《日本国志》,有些甚至直接抄录原文。1898年2月,变法前夕的光绪皇帝阅读《日本国志》心情更切,曾两次亲催亲信大臣立刻进呈。

《瀛寰志略》在中国成为禁书后,传到了大海对面的日本,却引起了极大的关注。日本人争相阅读,把它誉为“通知世界的指南针”。不久,日本发起“明治维新”,走上了资本主义强国之路。

英国的工业非常发达,当时有织布者四十九万余人,使用铁制纺机织布。这种织机是以“火轮”带动,自行运转。“以工省而廉价,每年用棉花四十万担”,都是从印度和美国运的。此外,还能织大呢、羽缎、哗叽等纺织品,以及丝缎品,丝是从中国、意大利进口。

  另一个值得我们关注的是,一艘中国商船驶入日本长崎港,日本海关从船上翻出了三部《海国图志》。此书迅速传开来,成为奇货可居的紧俏图书。于是日本不断从中国“走私”和自己翻印,以至于《海国图志》最后在日本出现了15个不同的版本,有的则被官方征用。到1859年,同样一部书的价格涨了3倍。佐久间象山在读到此书后拍案叫绝:“呜呼!予与魏,各生异域,不相识姓名,感时著言,同在是岁,而其所见亦有暗合者,一何奇也,真可谓海外同志矣!”《海国图志》由是成为日本官员和学者共同研读的一部“有用之书”。半个多世纪后,著名汉学家费正清在谈到这本书时总感到费解:《海国图志》无论如何都是开眼看世界的一架望远镜,可日本人如获至宝,中国人却又视之如洪水猛兽,清朝的知识分子阶层很少有人愿意翻一翻该书。

黄遵宪当然积极参加维新活动,奔走京师、上海,参与康有为创办的强学会事宜,主持开办《时务报》。1897年夏,黄遵宪代理湖南按察使,积极协助巡抚陈宝箴进行各方面的改革。正是在黄遵宪的建议下,陈宝箴同意创办“时务学堂”,培植变法人材。梁启超来湖南担任时务学堂的总教习,也是黄遵宪建议的。1898年8月,光绪皇帝任命黄遵宪为出使日本大臣。但还未成行,慈禧发动戊戌政变,缉拿维新派,正在上海的黄遵宪被扣。由于英、日两国干预,黄遵宪才免于治罪,罢官回籍。1905年初春,黄遵宪在家乡郁郁病逝。后来在写给黄遵宪的墓志铭中,梁启超写道:“而所成之《日本国志》四十卷,当吾国二十年前,群未知日本之可畏,而先生此书则已言日本维新之效成则且霸,而首受其冲者为吾中国。及后而先生之言尽验,以是人尤服其先见。”

其实,我们现在所熟知的大名鼎鼎的思想家魏源所写的《海国图志》,里面有许多内容都是抄录的《瀛寰志略》里面的。然而,《海国图志》获得了后世的极高评价;而知道《瀛寰志略》的,却寥寥无几,历史对徐继畲有点不公呀。

徐氏在该书序言中写道:“地理非图不明,图非履览不悉。”为此,他先从美利坚人雅裨理获得了一册地图,然后又从厦门郡司马霍蓉生购地图二册。“余复搜求得若干种,其书俚不文,淹雅者不能入目,余则荟萃采择,得片纸亦存录勿齐。每晤泰西人,辄披册子考证之。于域外诸国地形时势,稍稍得其涯略,乃依图立说,采诸书之可信者,衍之为篇,久之积成卷帙。每得一书,或有新闻,辄窜改增补。稿凡数十易,自发卯至今,五阅寒署,公事之余,惟以此为消遣,未尝一日辍也。”

  还有一本书的故事或许能给我们更多的启发。在李鸿章前往日本下关签下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之际,前驻日公使黄遵宪呕心沥血之作《日本国志》终于问世,日本明治维新带来的种种变化一一被记录在案。然而,这同样是一本迟到了8年的书。1887年黄遵宪写完这部40卷的巨著,次年即携书稿北上入京,取道天津而将稿本上呈给北洋大臣李鸿章。李鸿章先对该书做了表扬,但最后写下了关键的评语:“日本摹仿泰西,仅得形似。”意思是官员们大概没几个会注意这“形似”的东西是什么。1889年黄遵宪南下回乡,绕道广州,拜访张之洞,目的同样是将此书由官方出版。张之洞同样对该书做出了相当实在的评语,结果“此书稿本,送在总署,久束高阁,无人翻阅。”官方出版行不通,那就只能自费出版了。但是本书即将付梓印刷时,清政府派黄遵宪任新加坡总领事,刻书一事自然停了下来。1894年黄遵宪即将卸任回国时,又回想起此事。书成,甲午战争落幕。

然而,徐公的书,尽管在内容的广泛性、系统性及其论证的逻辑性上,都比《西洋事情》要高深得多,书出版发行后,对清廷大员及维新人士康有为、梁启超和严复等人也均有一定影响,同时还曾传到国外,在日本京都重印出版,受到较高评价,如德雷克先生认为,“实际上,徐继畲的破荒之作。深刻地影响着19世纪中国整整一代的思想家,作为变革与维新的微妙宣言,它为19世纪60年代的自强运动奠定了根本的思想基础。当他说连苏禄人都能实行自强时,其弦外之音是中国人应该做得更好。”(参见德雷克《徐继畲及其瀛寰志略》第170、155页。)但是,该书的社会效果远不及《西洋事情》。

  日本有《西洋事情》、《劝学论》,中国有《瀛寰志略》、《海国图志》、《日本国志》、《使西纪程》。相似的书,截然不同的命运,透过书的命运,我们又可以窥见这两个民族的命运。一本又一本国家之书,不见于庙堂,不见于民间,只流落到若干精英人士手中,然后就此灰飞烟灭。一个本可以挽回的时代无可避免地以加速度的方式坠落了。一本书不足以改变国家的命运吗?两本呢?三本呢?

其实,他们真是冤枉了黄遵宪。写完《日本国志》后,黄就一直在想方设法出版此书,但就是无人认识此书价值,因此始终未获出版。透过黄遵宪与《日本国志》的遭遇,人们对晚清的认识可能会更加深刻。

华盛顿城是美利坚合众国之都城,设有总统领府、议事堂、文武衙门。在西部查治当一城有书院、铸炮局,对岸一城有铸炮局、育婴馆。三城贸易极盛,居民四万三千人。

  这一年,60多岁的徐继畲也终于可以把自己的呕心之作《瀛寰志略》当作教科书在同文馆开始讲习。但是,这本书的畅销迟到了20年。徐继畲本是山西五台人,因长期连续供职于福建、两广之地,便与外部世界有了密切的联系。鸦片战争时,徐继畲正在汀漳龙道的任上,其驻地与厦门仅一水之隔。厦门的沦陷,他是亲眼目睹的,徐继畲兼任闽浙总督后开始得以和外国人交往加密,了解到很多国外的情报。在当时的中国,一个超越时代的人注定要遇到诸多诘难。之后他的书一问世,自然非议纷纷。他的好友张穆批评他“黄清一统舆图”置于亚洲总图下。并且说:春秋体例,严于内外二字,谈海外异闻及各国信史,最好用存疑的口气。不要想明朝的徐光启,李之藻那样,“遂而负谤至今”。一个外来者史密斯发现了徐继畲的与众不同,称赞他“比他的国人要进步得多”。但在国内《瀛寰志略》一出“见者哗然,谓其张大外夷,横被訾议,因此落职。”徐继畲官也丢了,只好回老家教书。当时名声卓著的曾国藩对徐继畲此书也有委婉的批评称“颇张大英夷”,说白了就是长英国人威风,灭自己的面子。

英国听讼之制是:英人犯罪,有证据者,则拿解到官。将讯,先于齐民中选派有声望者六人,又令犯罪者自选六人。此十二人会同讯问,辨其曲直。然后闻之于官,官乃审讯。而行法焉。

更令人失望的是,黄遵宪请李鸿章、张之洞推荐《日本国志》时,距《使西纪程》风波已十年有余,然而当时的政治环境并未改变。1890年,即李、张转黄遵宪书一年之后,被罢官归家已久的郭嵩焘病逝,李鸿章以其学行政绩上奏,希望能够援例立传赐谥,但为朝廷否决。李鸿章的奏折递上不久即奉谕旨:“郭嵩焘出使西洋,所著书籍,颇滋物议,所请着不准行。”十几年后,《使西纪程》仍是郭的罪名,总理衙门对朝廷的政治态度了然于胸,根本不可能印行与《使西纪程》类似的《日本国志》。

在美利坚东北隅的“缅国”,地产五谷棉花、纸熟皮、蜡烛、铁,以木材为最多,船料皆取办于此。每岁出口货价,约八百余万。徐氏特别指出,摩士敦是合众国一大都会,“城内万室云连,市廛盘匝,百货阗溢。”有大书院六所,藏书楼数处,一楼藏书二万五千册,“官吏士子皆许就读,惟不准携归。”城外近临海港,属于该国第二大港。“其商船、火轮船,无所不到,陆地有铁路、马车与火轮车并用。火轮车行甚速,每日可三、四百里。”

1848年,经历过鸦片战争的福建巡抚徐继畬出版了自己“五阅寒暑,公事之余,惟以此为消遣,未尝一日辍也”,呕心沥血写成的《瀛寰志略》。这本书详细介绍了各国的风土人情、宗教社会、政治制度、历史沿革,甚至高度赞扬了美国的总统制。从这些介绍的重点和评论中,可以看出徐氏的苦心所在,即中国的安危与富强,向对鸦片战争的意义仍毫无觉察、仍沉迷于“天朝上国”幻觉中的朝野人士呼吁,这实际是“古今一大变局”,中国当前的处境不仅不是什么处于世界之中,而是“求隔绝而不能”,面临“天下从此多事矣”的局面。但此书“甫经付梓,即腾谤议”,仍沉迷于中国是“世界中心”、“天朝上国”迷梦中的朝野士夫,根本无法接受一个新的“世界观”。所以,这本带给人们一个“新世界”的著作在痛遭诋毁之后,即被遗忘。也是近二十年后,洋务派才重新“发现”这部尘封已久的作品,由总理衙门于1866年重新刊行,作为洋务人员的必读书。

启蒙这个概念,就一般意义而言,它是开发人类的无知蒙昧之意。在世界近代史上,曾出现过“启蒙思潮”时期,首先在17世纪后半叶的英国出现,接着18世纪以来波及到欧美诸国,19世纪传到了亚洲。由于各国历史条件和经济发展状况不同,其启蒙思潮的表现和特点也不相同。

清王朝的悲剧在于,统治集团内有“先见”者总是作为异端受到排挤、迫害,《海国图志》、《瀛寰志略》、《使西纪程》与《日本国志》莫不如此。所以,不必遗憾、感叹《日本国志》晚出了几年。即便《日本国志》在甲午战前数年出版,其命运很可能与《使西纪程》一样;退一步说,即便未引起《使西纪程》那样巨大的政治风波,此书也不会得到统治者与社会的重视。以为此书早出几年就可避免甲午之祸,大发“此书可抵银二万万两”之叹,还真是高估了清政府的认识水平、认知能力,甚至高估了当是中国社会的认识水平、认知能力。晚清的历史表明,清王朝从不主动变革,有识之士“事前”提出的变革主张不仅不被采纳反被打压;只有在经过巨大打击、深创巨痛之后,清政府才会被动、勉强变革。说到底,黄遵宪与《日本国志》的遭遇,其实隐喻了清王朝在甲午战争中的结局。

(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93年第1期)

1895年秋冬,中国在甲午战争中刚刚惨败于向为中国轻视日本,丧权辱国、割地赔款的“马关条约”墨迹未干,群情激愤,痛心疾首,广州民间书局羊城富文斋印行了曾任中国驻日参赞黄遵宪的《日本国志》。此时此刻,此书甫一出版自然洛阳纸贵,风行天下。人们惊讶地发现,这部中国近代第一部深入系统地研究日本的著作,居然在8年前的1887就已成书,然而一直未能出版。曾有人指责黄:如果此书早就出版,国人了解日本,主战派大臣就不会轻易言战,于是战争赔款“偿银2万万可省矣”。《日本国志》当然成为维新派的重要思想资源,1896年,梁启超为《日本国志》写的后序开篇就是“中国人寡知日本者也”,而今天因黄遵宪的书才知道日本、才知道日本强大的原因。但他也“懑愤”责备黄说,他“成书十年之后,谦让不流通”、迟不出版,使中国人一直不了解日本,不以日本为鉴、不以日本为祸患、没有准备、没有警惕,才有今天的结果,人们才知道中国成为弱国的原因。

英国政治体制是:“英吉利女王主治”,“英国之制,相二人,一专司国内之政,一专司外国之务。此外大臣,一管帑藏、一管出纳、一管贸易、一管讼狱、一管玺印、一管印度事务、一管水师事务,各有佐属襄助。都城有公会所,内分两所,一曰爵房,一曰乡绅房。爵房者,有爵位贵人及耶稣教师处之;乡绅房者,由庶民推择有才识学术者处之。国有大事,王谕相,相告爵房。聚众公议,参以条例,决其可否。复转告乡绅房,必乡绅大众允诺尔后行。否则寝其事勿论。乡绅酌核,上之爵房,爵房酌议可行,则上之相而闻于王。否则极罢。民间有控诉者,亦赴乡绅房具状,乡绅斟酌拟批,上之爵房核实。乡绅有罪,令众乡绅治之,不与庶民同囚禁。大约刑赏征伐条例诸事,有爵者主议。增减课税、筹办帑饷,则由乡绅主议”。徐氏特别指明,议会制“欧罗巴诸国皆从同,不独英吉利也。”

写完此书,黄遵宪便想将出版此书。首先他想将此书呈送主管涉外的总理衙门出版,由官方出版影响最大,最有可能影响国家政策。但他的级别低且已回乡家居,无资格向总理衙门呈递公文,而当年他的上司、曾任驻日公使的何如璋早因中法战争指挥失当而被罢官治罪,黄便于1888年秋将此稿呈送主管外事、且对他有好评的重臣李鸿章,希望他“移送总署,以备查考”,向总理衙门推荐出版。总理衙门当时有将出使大臣的日记、见闻刊刻出版的惯例,黄遵宪在呈李鸿章禀中开篇就引多年前总理衙门奏定出使章程时要求“东西洋出使大臣,将大小事件逐日详细登记,咨送臣衙门备案查核,以资考证”的规定。何况,1879年初,黄还任驻日参赞时将自己的《日本杂事诗》交总理衙门,几个月后总理衙门就将其刊印;1884年,总理衙门又刊行了曾任出使日本随员姚文栋的《日本地理兵要》。显然,黄希望、并认为应该、且很有可能由总理衙门来出版《日本国志》。

合众国以分国,幅员万里,不设王侯之号,不循世及之规,公器付之公论,创古今未有之局,一何奇也!

又等了半年有余,仍未得到任何消息。有李鸿章、张之洞两位如此位高权重的高官推荐也得不到总理衙门的首肯印行,黄遵宪终于对官方刊印不再抱希望,于是转而寻求民间出版。此时,他被任命为驻英使馆二等参赞,1890年初出国前他将此书稿交广州羊城富文斋书局由自己出资出版。但羊城富文斋书局也不甚重视此书,加上黄又不在国内,因此也一直未将书稿付印。1894年末,甲午战争已爆发数月,中国军队接连大败,水陆军皆已溃不成军,最终败局已定,黄遵宪此时卸任回国,此书才安排出版。近一年后,《日本国志》终于艰难问世。

第三,我们今天怀念和研究徐继畲先生及其论着,是为了发扬中华优秀文化,向世人揭示和告知:在中国历史的转折关头,有一位开明的政治家由于种种原因而曾蒙受不公正的评价;现在我们有责任还其本来面目,给予应有的客观的历史评价,并希望由此为开端,把对徐继畲的研究推向一个新的阶段。

这种顽固守旧、盲目排外的情形, 正如有人所言: “朝士皆耻言西学, 有谈者指为汉奸, 不齿士类, 盖西法萌芽, 而俗尚深恶。” 郭嵩焘自己也曾在日记中感慨地写道: “ 能知洋情, 而后知所以控制之法, 不知洋情, 所向皆荆棘也。吾每见士大夫,即倾情告之, 而遂以是大招物议, 为语及详情, 不乐, 诟毁之。”但奕䜣、李鸿章等却对郭表示支持,最后,由慈禧在1877年6月中旬对总理衙门下发将此书毁版谕旨。李鸿章给友人信中感叹郭“虽有呆气,而洋务确有见地,不谓丛谤如此之甚,若达官贵人皆引为鉴戒,中土必无振兴之期,日后更无自存之法,可为寒心”。《使西纪程》的遭遇,确令人感到“中土必无振兴之期”。

而《瀛寰志略》的成书则与《西洋事情》截然不同。它的材料主要来源于两部分:一是徐继畲搜集了有关西洋国家的几十种材料,并对全球各国的疆界、地理、物产、政治、经济、文化及军事状况加以比较选材、择其可靠者而用之;二是引用了二十六种中国文献,对凡中国文献中论述海外世界部分的内容,均与西洋材料加以核对比较,选最准确的用之。

而李鸿章、张之洞都推荐了《日本国志》,但总理衙门却将其束之高阁,并未理会,更是事出有因。早在此事十余年前,清王朝第一个驻外使臣郭嵩焘1877年初赴英国就任,应总理衙门的要求,将自己在西方的从上海到伦敦途中这51天2万多字的日记稍加整理润色,定名为《使西纪程》,钞寄一份给总理衙门 ,1877年春,由总理衙门刊印出版。由于书中赞扬了西方现代物质文明与制度文明,总理衙门刚将此书刊行,立即引来朝野顽固守旧者一浪高过一浪的口诛笔伐,一时间群情汹汹,有人痛斥他对外国“极意夸饰,大率谓其法度严明,仁义兼至,富强未艾,寰海归心……凡有血气者,无不切齿。”“诚不知是何肺肝,而为之刻者又何心也。”“殆已中洋毒,无可采者。”有人以郭嵩焘“有二心于英国,欲中国臣事之”为理由提出弹劾。有人上奏,严谴郭“立言悖谬,失体辱国,请旨立饬毁禁其书,以维国体而靖人心”,因为郭书“其中尤谬者,至谓西洋立国二千年,政教修明”;中国被列强侵略,郭书中却指出它们有长处,“一再称扬,种种取媚,丧心失体,已堪骇异”。内外臣工“皆思卧薪尝胆,以国家自强为期,为异日复仇雪耻之地”,但今日郭嵩焘的言论“岂止损国体而生敌心,直将隳忠臣匡济之谋,摧天下义愤之气”。还有人主奏要求将郭嵩焘撤职调回:“今民间阅《使西纪程》者既无不以为悖,而郭嵩焘犹俨然持节于外”,“愚民不测机权,将谓如郭嵩焘者将蒙大用,则人心之患直恐有无从维持者。”

福泽谕吉的启蒙活动可以说是从《西洋事情》“这本书的出版开始的”。(水田广志:《日本哲学思想史》,商务印书馆版,第277页。)据载,该书主要给日本人的启蒙知识有:西洋经济和技术发展,如介绍机械工业、汽车、汽船等近代交通运输业的状况等;介绍西洋的新的文明开化的福利事业;介绍西洋的电信、邮政事业及其有关法令等。他说:“例如在政治上,日本把三人以上聚在一起暗地商量事情称之为‘结党’。政府的布告牌上就明确记有‘结党为不正之事’的字样,这是最重的禁制。而在英国,就有所谓‘政党’的组织。”此外,他又讲到在西洋访问时,学到了有关西洋的法律、律师制度、邮政事业与通信法、电信事业与法等知识。还说:“其他如医院、贫民院、盲哑院、精神病院、博物馆、博览会等,眼之所见,没有不觉新奇的。一听到它的由来和作用,没有不为之心醉的。”“一边感到吃惊,同时又加以羡慕,想在我们日本国也把这些实行起来,这种雄心当然禁也禁不住。这就是我逗留欧洲一年到处笔记的情况,回国后加以整理,并参考一些西方着作写成了书,这就是《西洋事情》。”由此可见,就《西洋事情》一书的内容而论,正像他自己所说的“都是一般表面的见闻,所以记得也很浅显。”

由此可见,在经历了几千年愚昧落后的专制统治的中国,竟然有人于19世纪上半叶如此大胆而又令人惊奇地向国人启蒙愚昧与落后,介绍当时世界上最新的、最先进的政治与经济制度,这本身就是一种勇敢而有远见的爱国的正义行为。徐继畲认为,不能再让中国人民继续沉睡在愚昧、无知的天朝帝国的幻梦之中了,而应当唤醒中华民族,不要再受列强摆布,使自己成为自己命运的主宰者。

可是,在世界近代化历史进程已经推进了一二百年之后,东方的中国则还沉睡在“天朝帝国”的美梦之中。它对海外世界已经发生的惊天动地的巨变,几乎一无所知;仍然死抱着“以我为中心”的中央帝国的陈旧观念,自翊为世界上“最大、最文明之国”,是“世界的中心”;视其他国家为野蛮、落后的“夷人”,要求他们年年进贡,遵从帝国天子“统领”和“恩赐”。

福泽谕吉曾对他的《西洋事情》出版后,能否吸引读者表示担心。他说:“不知天下有没有人读这种书。即使有人读此书,也很难想像人们会把其中的所讲的内容试用在日本的实际上。”但后来的事实证明:《西洋事情》一书的出版,受到日本朝野人士和一般国民的热烈欢迎,最高出售额达到25万册之多,成为明治维新前后流传最广的着作。(永田广志:《日本哲学思想史》,第277页。)日本人很喜欢这本书,认为:“建立文明社会,这才是一本好材料。”“一人说万人应,不论朝野,凡谈西洋文明而主张开国之必要者都把《西洋事情》置于座右。《西洋事情》好像是无鸟村的蝙蝠,无知社会的指南,甚至维新政府的新政令,有的可能也是根据这本小册子制订的”。后来该书几乎成为朝野人士推行明治维新的指导纲领。更令人惊奇的是,明治政府所全力推行的“西化”运动“已超出《西洋事情》的范围,政府一步一步前进,果敢行事,相反在各方面都使作者为之吃惊。”由此进一步证明,《西洋事情》在日本近代化的历史进程中,所起的启蒙作用是不可抹煞的。

人类社会发展史雄辩地证明,早在18至19世纪,欧美不少国家已经完成了由中世纪自然经济到资本主义经济的近代化的历史转变过程。东方日本的近代化虽然迟些,但日本也是从19世纪中叶开始进入了这个近代化的历史发展过程。(见刘天纯《日本改革史纲·绪论》,吉林文史出版社1988年版。)

第三,他向中国人介绍了欧美近代化的政治制度。

另有三十余万的各种机械工匠,制造枪炮、刀剑、钟表以及各种日用器皿等产品。

第三,关于两书的作用和影响。

特别是在《瀛寰志略》一书中,徐继畲在分析欧美社会经济发展迅速,领先进入近代社会的原因时,提出如下若干因素:欧美人“长于制器、金木之工,精巧不可思议”;“运用水火尤为奇妙。火器创自中国,彼仿而为之,益加精妙,铸造之工,施放之敏”;“以商贾为本计,关有税而田无赋”;“造舟尤极奥妙”,并且“善于操舟”;为对外交流“测量海道,处处志其浅深,不失尺寸”,“四海之内,遍设埔头”,“航海贸迁,不辞险远”,“越七万里而通于中土,非偶然也。”总之“亦固国计全在于此,不得不尽心而为之。”当时一位英国人士在向本国政府的报告中,曾这样评价徐继畲的世界知识及其人品:“徐是一个思想解放的人,他对西方地理政治的熟悉程度,简直令人吃惊,在对世界各种各样的情况的了解上,在思想的解放程度上,该省代理巡抚都远远超过当地政府其他任何官员,……他比他的国人要进步得多。在与英国领事交往时,他提到欧洲现代史上许多着名事件,表明他对整个欧洲政界事务有全面的了解。例如,由于教会制度,英国对爱尔兰实行统治的困难,比利时对荷兰的反叛,英国和西班牙,南北美洲各地殖民地的独立,拿破仑雄心勃勃的戎马生涯,以及欧洲各国联盟在滑铁卢的最后胜利。他好像对英格兰讨论梅诺思援助基金案(英国议会1854年增加爱尔兰梅诺大学的财政援助金案,是英国政治家当时争论的一个热点。)而引起的激动人心的事件也有耳闻。一连好几个小时,他兴趣盎然地谈论地理。”(史密斯:《中国驻有领事之城市访问记》,转见德雷克的《徐继畲及其瀛寰志略》,文津出版社版,第33—34页。)

第二,他向中国人介绍了另一个世界的首领楷模——美利坚合众国的大总统华盛顿。

第二,关于两书的内容及其特点。

第一,他告诉中国人,在“天朝帝国”之外,另有一个与中国完全不同的崭新世界,即“民主化”的近代世界。

建立最简单的政治体制与管理机构。户口十年一编。每二年,于四万七千七百人之中,选才识出众者一人,居于京城,参议国政。总统领所居京城,众国设有公会,各选贤十二人。居公会,参决大政,如会盟战守。通商税饷之类。以六年为秩满。每国设刑官六人,主谳狱,亦以推选充补;有遍私不公者,群议废之。合众国税入四千万元,文职俸禄四百七十六万元,陆路官兵俸饷四百三十万元。水师官兵俸饷四百五十万元,统领俸额万元之外,不得私用分毫。(以上各段引文均见《瀛寰志略》第9卷,第41—45、59—60页。)

在中国,对《瀛寰志略》一书,不仅一般中国黎民百姓无从知晓,就是清廷当局,也没有把它当作“自强”、“中兴”和维新变法的纲领与宣言。尽管总理衙门曾在1866年重印此书,但当权者因从根本上拒绝维新变法,非但不支持、相反却加罪于徐继畲。因而,他的行为和书中之高明见解未能得到肯定和支持。

英国是世界上第一个实现近代化的国家。从1649年到1832年,总共用了一百多年才完成了近代化历史进程。(西里尔·E·布莱克:《现代化的动力》

我认为,《瀛寰志略》一书,未能像《西洋事情》那样在本国传播的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处在极端反动的太上皇式的封建的中央集权统治之下,一方面封建保守,固步自封,不容许改变祖宗传统的任何之举;另一方面,对海外世界新鲜事物不仅一无所知,反而持轻视、拒绝态度,死守远远落后于时代的旧政体和祖传清规,从而堵塞了任何形式的自强、维新、变法之路。这就是中国近代史上一切“自强”、“维新”及资产阶级革命失败的根本的原因所在,也是中国近代化迟迟不前、始终未能发生质变的根源所在。而日本的政治形势与中国不同。日本自1853年开国以来,逐渐认识到落后于西方,故而派使节团出访欧美,寻找治国之策。尤其1868年明治维新之后,大张旗鼓地实行对外开放、“欧化主义”。所以福泽谕吉之书,正中日本国人下怀,受到全社会的欢迎,并被奉为经典,真正成了启蒙运动的宣言书。(参阅ひぅたまさき《启蒙思想と文明开化》、《日本历史》,岩波书店1975年版,第312—315页。)

第一,关于两书撰写的动机和资料来源。

《西洋事情》、《瀛寰志略》在各自国家产生不同作用的基本原因何在?

拿《西洋事情》与《瀛寰志略》两书的内容相比较,可以看出,徐之书的长处,是全面介绍当时整个世界的地理、政治、经济状况,而且不论从系统性、理论性而言,都比福泽谕吉的书超出一头。不过徐书也有不足之处,如生动性不够,文字也显得难懂些。

综上所述,徐继畲在向中国人介绍欧美早期近代化国家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时,着重提出了两种具有代表性的资产阶级政体模式,即以“英国女王为主治”的君主宪制政体和美国总统式的民主共和政体。从徐氏的论述来看,他是倾慕美利坚合众国的民主共和制度,所以对此政体给以称赞和推崇,尤其对华盛顿式的政治家非常钦佩和赞赏。同时,他又满腔热情地介绍了早期近代化国家的工业化发展概况。如英国在二千二百万人口中,竟有近八十万劳工,说明工业发展水平之高。以蒸汽机和机器为动力或工具的机械工业的发展,铁路、公路及海运交通运输业的高度发达,随之而来的国内外通商行业的发展,及以近代科学技术和工业所装备起来的军事力量的发展等,均说明欧美早期近代化国家,不仅在政治上摆脱了中世纪封建专制集权统治,而且在经济上也完全摆脱了中世纪的小农经济的束缚,已建立了近代大工业的资本主义经济体系。这样,人类社会历史就被大大地向前推进了一个时代。

综上所述,我们应当得出如下结论:

那么,徐继畲究竟向中国人启蒙些什么思想和知识呢?

徐继畲对美国及其总统的介绍,使中国人首次了解到美国的开创者——华盛顿的伟大业绩。从某种意义上说,徐继畲把中美两国政府和人民的友好关系推向了一个新阶段,加深了两国之间的友谊和交往。这从美国特使蒲安臣在赠送华盛顿像仪式上的致辞中也可以看出。他说:“你们克己的精神,学者的举止,先进的农业、高度的文化……,同样崇高的基督教箴言,我们的现代科学、铁路、电报、轮船,也值得你们采用。你们这个伟大的民族是许多发明创造的母亲。造纸、印刷术、瓷器、指南针、火药,以及‘人民是力量的源泉’的格言,都是中国人民发明的。为什么不能遵循这些发明和原理,使他们为自己的一切新发展而欢乐呢?作为煤的发明者,为什么不应从煤炭利用中获得财富和力量呢?”(转引自《徐继畲及其瀛寰志略》,第168页。)

18世纪欧美的启蒙思潮情况是:把中世纪看做是蒙昧的黑暗世代;把自己的世代,即18世纪夸耀为从蒙昧中解放出来的光明时代,是所谓“光明”、“理性”的世纪。然而,东方的日本,因为“近代化的历史出发点具有后进的条件,‘启蒙’便始终‘由上而下’,即主要靠以绝对主义官僚为中心的旧封建统治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来推行的。”“因为日本正是处在落后状态,所以相对地却能够表现一定程度的进步性。”(近代日本思想史研究会:《近代日本思想史》,青木书店1959年版,第21—28页。)

美利坚二十六国,内地各国大小不甚悬殊。各国天时和正。迄北似燕晋、迄南似江浙,水土平良,无沙碛,鲜瘴疠,其土平衍膏腴。五谷皆宜,棉花最良,亦最多。蔬菜果实皆备,烟叶极佳。通行甚远,山内所出者,石炭、盐铁、白银。境内小河甚多,美人处处疏凿,以通运道。又造火轮车,以石铺路。熔铁汁灌之以利火轮车之行,一日可行三百余里。火轮船尤多,往来江海如梭织,因地产石炭故也。

第二个成为早期近代化的国家是美国。从1776年到1865年,经过独立战争、南北战争,最终建立了美利坚合众国,完成近代化的历史进程,总共用了89年。

徐继畲曾说:“华盛顿,异人也。起事勇于胜、广,割据雄于曹、刘,既已提三尺剑,开疆万里,乃不僭位号,不传子孙,而创为推举之法,几于天下为公,骎骎乎三代之遗意。其治国崇让善俗,不尚武功,亦回与诸国异。余当见其画像,气貌雄毅绝伦。呜呼,可不谓人杰矣哉!”1867年10月,他又在接受美国赠送的华盛顿画像仪式上所作的答辞中提出:“在奠定贵国的基础方面,华盛顿显示出惊人的能力。他已成为全人类的典范和导师。他的贤德,已经成为联结古代圣贤和他以后各代传人的一条纽带,因此,必将永远活在人们心中。”(原载《纽约时报》,1868年3月29日,转引自德雷克:《徐继畲及其瀛寰志略》,第167页。)

徐继畲在《瀛寰志略》一书中指出:英吉利三岛物产丰富,除石炭外,还有铜、铁、锡、铅、砂等。农牧业发达,马、牛、羊最多。土地适宜两季麦生长。收获虽然丰富,但仍不能满足不断增长的人口需要,不足部分得从国外进。

第四,他向中国人介绍了欧美近代工业、经济、技术及军事发展状况。

19世纪中叶前后,在世界的东方出版了两本名着,这就是由中国近代化启蒙思想家徐继畲撰写的《瀛寰志略》和日本近代化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福泽谕吉,1838年生于日本一个下层武士家庭,1854年游学长崎,学习荷兰语。1859年出游横滨,直接同外国人接触,转学英语。1860年1月,随幕府代表团出访美国。1861—1867年间前后三次巡历欧美各国,其最早着作《西洋事情》即是游欧美的产物。明治维新后,在三田的庆应义塾专心讲学,并撰写《劝学篇》、《文明论之概略》等大量着作。1901年病逝。)撰写的《西洋事情》。现就两书的撰写、出版、内容,以及它们对各自国家社会的影响,加以比较研究,从而阐明两个国家近代化不同结局的社会的历史的原因。

华盛顿时代,美国实行民兵制。开国之初,“额兵不过一万,分隶各炮台关隘。其余除儒士、医生、天文生外,农工商贾,自二十岁以上、四十岁以下,一概听官征选给牌效用为民兵。糇粮、器械概由自备。无事各操本业,有事同入行伍。又设队长、领军等官,皆无职无俸。每岁农隙,集聚操演。其民兵约一百七十余万丁,与古人寓兵农之法,盖暗合焉。”(以上各段引文见《瀛寰志略》第9卷,第43、45页、第59—60页。)

当时的徐继畲,虽然对欧美国家近代化变革的认识还不可能达到上述水平,但从其对欧美国家的政治、经济、技术革命而引起的社会变迁所作的分析和介绍来看,在当时中国人中。他的确表现出少有的高明之见。

福泽谕吉在分析日本士人的特点时指出:“浅薄的《西洋事情》能够一时受到欢迎的原因”是,“由于当局人士对汉学的造诣不深,……‘武家’大都无知,不懂学问。这真是事实。而从事维新的有志之辈,断事大胆、活泼,但相对之下,知识非常浅薄。……他们以一片武士道精神而重报国之大义。凡是一听说是国家的利益,他们就会自动去做,而不顾其他,好像水往低处流一样,非常自然。他们不惜弃旧,勇于纳新,变迁通达,自由自在地进行一切活动,这就是他们所具有的一种作风。……也就是说,日本士人的头脑有如白纸,一听说是国家的利益,立即印在心底,果断实行,毫不犹豫。”“所以说句不好听的话,日本的文明乃是士人无知所赐。这样说大概也不为过吧!”他还认为中国人由于“深受儒权主义的教养”,“能在脑中纵横乱书骄矜自夸的虚文”,对外面新事物的反映迟缓,行为不果断。照此逻辑分析,这似乎是阻碍《瀛寰志略》一书传播的根本原因。

尽管徐继畲因此而遭受迫害,但他敢于面对现实,勇于把历史真相和活生生的人类社会实际状况告诉国人。此种科学的实事求是的精神和态度极为可贵,值得后人永远怀念和学习。

英吉利军事力量:额兵九万,战时三十七万。印度兵三万,士兵二十三万,谓之叙跛兵。兵船大小六百余艘。其水兵师衣青,陆路衣红,重水师,而轻陆路,专恃枪炮,不工技击,刀剑之外无别械。兵船:极大者安炮一百二十门、次一百、次九十、次七十四、次六十;中等者,安炮四十四、次三十六、次二十八;小者。安炮二十、次十,次六。其船,大船三桅,长十五六丈;次者二桅,长约十丈。船形平直,两■高六七尺,船腹入水,深者三丈余,浅者两丈余,小者丈余。军船多装有铁炮。“铁炮熔铸精疑,内外滑泽,形粗而短,三千斤者。长才五尺许,炮架不用轮,上下两盘,施铁条,进退左右。拽之以绳,极其灵便,炮弹极圆滑,亦时时以油拭之,防锈涩也。”(以上各段引文均见《瀛寰志略》第7卷,第41—46页。)

徐继畲第一次较全面地向中国人介绍了英国的政治制度,指出:英吉利是欧罗巴的“强大之国,地三十万正方里,居民二千二百万人。”

从17世纪英国资产阶级进行革命、夺取封建政权,到18世纪完成“工业革命”,这标志着人类社会开始进入世界性“近代化的历史进程”时期(“近代化”这个词,在英文中使用Modernization一词,也就是现代化。在日文中多用“近代化”一词代替“现代化”。而在中文里,“近代化”与“现代化”则是两个含意不同的词。关于中国近代化问题,学术界有不同看法,但我认为中国存在“近代化历史进程”。大体说,从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中叶,这是中国近代化的“历史进程时期”。至于近代化的程度,则需进行专门研究。)。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由“现代大工业代替了工场手工业”的过程,“是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一系列变革的产物。”正是由于“蒸汽和机器引起了工业生产的革命”,才促使社会生产力迅速提高。在不到一百年的时间里,工业革命“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自然力的征服。机器的采用,化学在工业和农业中的应用,轮船的行驶,铁路的通行,电报的使用,整个整个大陆的开垦,河川的通航,仿佛用法术从地下呼唤出来的大量人口,——过去哪一个世纪能够料想到有这样的生产力潜伏在社会劳动里呢?”从此,永远结束了中世纪的黑暗世代,揭开了人类历史的一个崭新的世代。

商业贸易极为发达,每年各项货价约一万万余两白银。“街市之中,衽帷汗雨,昼夜往来如织”,“其商船四海之中,无处不到。”然而“大利归于商贾,而工则贫。”其税入饷银,除还商民利息外,每年约得二千余万两。

第二,徐继畲的代表作《瀛寰志略》不仅可看作是中国近代化的启蒙宣言书,而且还因是东方世界最早介绍和宣传世界早期近代化的首本专着,故又可称之为东方最早的“启蒙宣言书”。由于种种原因,他在历史上所起的社会宣传和启蒙作用,不如《西洋事情》那样广泛和深入,但仍然有其深远的历史意义:它标志着中国的先驱者早在一百四五十年前,就对当时的世界有了一个较为客观的认识,他们的知识和理想已达到相当的水准。如果不是受到内外势力的干扰和破坏,当时如能按照徐氏的认识水平去处理问题,中国的历史发展会快得多。

作为中国近代化的启蒙思想家之一的徐继畲,号松龛,1795年出生在山西五台的一个书香门第。1826年中进士,朝考获第一名,钦点为翰林院庶吉士。1836年上《为政宜崇简要疏),受到道光帝召见。被委任为广西浔州知府。半年后,又调升为福建省延建邵道道台。后来又担任过两广盐运使、广东按察使。1843年任福建布政使,办理厦门、福州两口的通商事。1865年,徐继畲又担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兼总管同文大臣。1869年告老还乡,1873年逝世。他一生还着有许多着作,编入《松龛全集》(山西省文献委员会:《松龛全集》,载《山右丛书初编》中的就有《奏疏》上下卷、《文集》共四卷、《诗集》上下卷。最着名的代表论着是1844—1848年出版的《瀛寰志略》一书,在中外历史上产生过积极影响。这是一部研究近代世界的地理、政治、经济、军事的综合性着作。

徐氏写此书的动机是很清楚的,就是为了启蒙中国人的无知和愚昧,把中国之外的另一个新世界的信息和成就告诉中国人民大众,以便让中国有应付新世界挑战的思想准备。而福泽氏写此书之动机是在“背着日本锁国的包袱,对欧美各国进行巡视”后,把出访期间的见闻告知日本国民。(信夫清三郎:《日本政治史》第1卷,第314页。)《西洋事情》一书是福泽渝吉主要根据他在出访法国、英国、荷兰、俄国及普鲁士等国中所记的“日记”,并在回国后又参照一些西方着作加以整理而成的。其书的性质可说是一部见闻记录的汇集,而不是专门论着。正如他本人所说:“我自认为这是一部有关描述西洋事情的小说或虚构的故事之类的戏作。”“不知天下有没有人读这种书。”(《福泽谕吉自传》,商务印书馆版,第277页。)

瀛寰志略》与《西洋事情》的比较研究

为何徐氏会有如此之高见,并敢冒犯上颜启蒙中国人,向他们宣传介绍另一个世界的情况呢?这同他早年就怀有的“民本主义思想”有关。他曾在《政在养民论》一文中指出:“生万民者天,而天不能自治其民也。”“政在养民”,“政”是“天下之民,群待养于圣人;而圣人者,如其愿而与之。”“三壬递嬗,通变宜民,制其田里,薄其税敛,经其礼俗,修其政教,大纲小纪,至纤至悉,而其立政之大意,未有异于古也。”(见《清徐松龛先生继畲年谱》。转引自陈存恭《徐继畲事略及其瀛寰志略》。)

第一,徐继畲早在一百多年前,通过对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社会和制度进行认真的研究和考证,从而向中国人指明了时代潮流,提供了值得中国人效仿的近代化样板或楷模。从这个意义上说,称他为中国近代化的先驱者、中华民族的启蒙思想家是当之无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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