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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外作家辞典,中国历代大儒

文章作者:中国史 上传时间:2019-0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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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各家传注不可同日而语。见解最高,体例最善,故于众解,独取杜氏。

   公元605年,隋炀帝杨广即位,改元大业。隋文帝晚年“不悦儒术,专尚刑名” (同上),关闭天下学校,唯留中央国子学一所,生员72人,于是欣欣向荣的儒教 事业,一朝又复归萎缩。炀帝即位后,为了笼络人心,粉饰太平,又兼生性喜爱文 学经籍,于是再开学校,重兴儒业,“征辟儒生,远近毕至”(《隋书·儒林传》)。 孔颖达应时而出,应举明经,对策高第,授任河内郡学博士。大业年间,隋炀帝广 征天下宿儒,集中于洛阳,由门下省主持,仿当年汉宣帝石渠议经、汉章帝白虎论 礼之故事,下令在洛阳举行大规模的儒学讨论大会。孔颖达以明经高第参加了这一 盛会。

⑨《中山狼传》--《中山狼传》是明代马中锡的一篇寓言故事,出自马中锡的《东田集》。马中锡,字天禄,明代故城(属河北省)人。1475年(成化十一年)进士。明武宗朱厚照在位时(1506—1521),曾任兵部侍郎,因为对太监刘瑾作斗争,被逮捕下狱。

景县粉玍大,音gada,景县特色小吃。

1.《旧唐书孔颖达传》2.《新唐书儒学上》3.《五经正义》《十三经注疏》本

   自从孔子死后,对六经的论述虽然时见载籍,但都没有孔颖达评说得这样全面 具体、影响深远。郑玄、王肃遍注群经,容或有较系统的论述(如郑氏《六艺论》), 但现在大都失传,不像孔氏诸说保存完整。自从唐代将《五经正义》颁行天下后, 迄至北宋数百年间,孔颖达那平实详正的经论便成为后学诸儒奉行的正统理论,即 使后代已重订《五经大全》,《五经正义》的观点也常常作为传统的说法来加以引 证。它跨宋逾明,直到清朝,仍然作为《十三经注疏》中的主体内容刊刻不绝。如 果要考察中国古籍的版本之最,《五经正义》毫无疑问将雄居榜首。其发行之广, 影响之深,已远远超出了唐统治者统一经说以利科举考试的初衷,进而对整个中国 经学的统一和规范工作作出了特殊贡献。当然,金无足赤,人无完人,书也无尽善 尽美之作。尽管《五经正义》已经经过通人指责、复审考校,但仍然难免小疵。前 人常指责正义的失误有三:“曰彼此互异,曰曲徇注文,曰杂引谶纬。”(皮锡瑞 《经学历史》)曲徇注文,指正义完全以注文之是非为是非,凡注文所言,必尽量 反复为之疏通证明,有时甚至对错误的注解也不加驳证,反而曲为之说。这当然不 合乎科学精神,但是疏家之义,本不破注,更不驳注,因此皇侃为《礼记》郑玄注 作疏,时规郑失,孔颖达反而讥他“狐死不首其丘,叶落不归其本”(《礼记正义 序》),失去疏家本旨;刘炫作《春秋左氏传》疏,用杜注却匡杜失,孔颖达也斥 责他“蠹生于木还食其木,非其理也。”(《春秋正义序》)于是将他驳杜之处一 一刊去。可见曲徇注文正合疏家规矩。至于杂引谶文,也要区别对待,谶文固多为 伪托,义理浮浅,当然不足为据;但是谶文也有很多两汉经师讲经遗说,说是孔子 之遗,固然虚妄,但义理精深,而又合乎孔子思想者,有利于封建道德者,引之又 何妨?“三纲”之说见于《礼纬含文嘉》,“易兼三义”之说见于《易纬·乾凿度》, 多精妙绝伦,堪为仪则。论者又说正义前后互歧,究其原因,在于所据经注和疏本 不同,原作者各有所尚,正义有时也因之以存异说。如《易》、《书》正义多引谶 文,而《春秋》正义又驳谶甚详,诸书对纬说态度就不一样,徒烦读者视听。但这 些对于洋洋洒洒数百万言的《五经正义》来说,毕竟是白璧微瑕,大纯小疵,丝毫 无损于《五经正义》统一经学,垂教百世的历史功绩。

①衡漳--北魏文成帝拓跋浚《南巡碑》中首提“衡水之滨”。“衡水”是河流的名字,也就是当时穿越漳河后一段的别称,又名“衡漳”或“横漳”。

        丹青水墨桃源,诗意栖居桃城。书声琅琅,弦歌阵阵。众校军团,教育高地;学星闪耀,激情师生;惟冀有才,于斯为盛。

《唐会要》(卷77)说:“贞观十二年国子祭酒孔颖达撰工经义疏170卷,名曰《义赞》,有诏改为《五经正义》”。考本传,孔颖达贞观六年除国子司业,七年与魏征等同修《隋书》,十一年修正礼,十二年官进国子祭酒。可见《五经正义》的编修是在十二年孔颖达做国子祭酒任内。从受诏到成书,前后不过一年,文成数十万字,为卷170,真是神速!神速!究其原因,盖有二焉:一是得博学诸儒的通力合作。参加修《周易正义》的有颜师古、司马才章、王恭、马嘉运、赵乾叶、王琰、于志宁等;修《尚书正义》的有王德昭、李子云;修《毛诗正义》的有王德昭、齐威等;修《礼记正义》的有朱子奢、李善信、贾公彦、柳士宣、范义囗、张权等;修《春秋正义》的有谷那律、杨士勋、朱长才等。参修诸人都是当时儒学的第一流人材,博极群书,精通五经。颜师古,是颜之推之后,“少传家学,博览群书,尤精训诂”,曾奉太宗诏考订五经文字异同,撰《五经定本》,做了经书的文字统一工作;又撰《汉书》注,大重于时,至今仍是研究《汉书》最优秀的古注。司马才章传家学,通五经,为国子助教;王恭精三礼,并私撰《义证》,“甚为精博”;马嘉运兼通儒释二教,“尤善论难”,高宗朝为国子博士,侍讲殿中;谷那律淹贯群书,被褚遂良称为“九经库”;朱子奢少习《左传》,善属文,为中书舍人;杨士勋、贾公彦都是《春秋》、《礼》学专家,杨后来撰有《春秋谷梁传疏》、贾撰《周礼》《仪礼》二疏,与《五经正义》一并传为千古仪则,为今传《十三经注疏》之一。其余诸君也都以学问官至国子、太学、四门学的博士或助教。(两《唐书》儒林传及本传)孔颖达领导的《五经正义》编纂班子,真是英才荟萃,通儒群集,难怪乎成书迅速。原因之二,是有前人成果可供借鉴。南北朝时期,儒生依照佛教讲疏的形式,对五经作有多种义疏,孔颖达对各家义疏进行比较,选择优秀底本,再融会众说、剪裁诸家,折衷以己意。善于利用前人劳动成果,有前人努力为基点,自然见效快,成功伟。这就是《五经正义》成书快的又一个秘密。当时,《周易》,江南有义疏十余家,但都“辞尚虚玄,义多浮诞”(《周易正义序》),于是孔颖达取其合乎孔子思想,与王弼注并行不悖的说法,著为正义。《尚书》有蔡大宝、巢猗、费囗、顾彪、刘炫、刘焯《正义》,前面数人多互相因循,义理浅略,唯颖达老师“二刘”“最为详雅”。遂依“二刘”书疏为本,而删其狂傲和虚华。《诗经》义疏有全缓、何胤、舒援、刘轨思、刘丑、刘焯、刘炫诸家,也是“二刘”诗疏“特为殊绝”,于是“据以为本”(《毛诗正义序》),而匡其轻狂,补其疏略。《礼记》有贺循、贺囗、庾蔚、崔灵思、沈重宜、皇侃、徐遵明、李业兴、李宝鼎、侯聪、熊安生等疏,皇、熊二家最流行,其中皇氏最优秀,孔颖达乃“据皇氏为本,其有不备,以熊氏补正”(《礼记正义序》)。《春秋左传》义疏有沈文阿、苏宽、刘炫等家,孔颖达认为:“刘炫于数君之内,实为翘楚”(《左传正义序》),故依据刘疏,补以沈氏,若两家俱失,则申以己见。虽有前儒义疏可为依据,但孔颖达等人利用这些材料,态度极为严谨,除对诸家注疏详加审定,汰劣取优外,对被选为底本的义疏,孔颖达也认真甄别,严格笔削,即使是前辈权威和自己的老师,也决不盲从。刘焯、刘炫,为孔颖达素所敬仰,他称赞他们“并聪颖特达,文而又儒,擢秀干于一时,骋绝辔于千里,固诸儒之所揖让,日下无双。于其所作疏内,特为殊绝”。(《毛诗正文序》)但是他又常常指出二人恃才傲物、好非毁先贤,穿凿附会、自立新说的毛病。如刘焯的《尚书》义疏常常故弄玄虚,求险探深,孔颖达批评他们有“非险而更为险,无义而更生义”(《尚书正义序》),就像在平缓的河流中平掀怒浪,在静止的树梢上更震狂飘,实在是无益的游戏,反教学者更生疑窦。刘炫的《尚书》义疏依焯疏删繁就简,但义理过简,文辞太华,文胜于质,也不足以作为后生典范。刘炫的《春秋左传》义疏,孔颖达在称赞之余,也不忽略其一意在矜伐,性好非毁”(《春秋左传正义序》)的敝病,以谓刘疏聪惠辩博无人可比,但是发明义理,造诣不高。对于其他各家取作底本的义疏,孔颖达也都每每指陈疵暇,各论得失。删修笔削,“必取文证详悉,义理精审,剪其繁芜,撮其机要”。因此避免了官修图书,杂而不纯的毛病,保证了《五经正义》的质量。

   孔颖达死后,唐太宗许他陪葬昭陵,于志宁题写墓碑,“九泉虽囗,千载名扬”。 作为一个纯粹的儒者,得此礼遇,孔颖达在天有知,亦可无憾于泉下了。

  ⑯乱曰--《康熙字典》解释:”乐之卒章曰乱“,“古赋末皆有乱,总一赋之终,发其要指也”。也就是说,“乱曰”是乐章的结尾部分,是对这篇赋辞的总体概括。       

  漳水横流,滹沱曾溢。禹迹茫茫,九州之首。博陵旧郡,信都故地。西枕太行山,东襟渤海湾。处燕赵腹地,三千年积淀;居冀中要冲,数百里方圆。京九大广纵贯,南下北上,通衢九市之枢;石港邯黄横穿,东出西联,黄金十字之交。京南第一大站,华北第二明珠。水陆通达,风水衡存;衡湖流韵,水市湖城。

贞观二十二年,孔颖达病死,陪葬昭陵(唐太宗的墓),此墓士他的”衣冠冢”.现孔颖达墓存于河北衡水境内。

   2.《新唐书·儒学上》

⑩李洛能--李洛能,著名武术家,近代形意拳宗师,生于河北省深县,名飞羽,字能然,当年世称老能先生。由于武艺高强,又有神拳李之威名,著有《形意拳谱》。李洛能在咸丰、同治年间,与八卦拳之董海川,太极拳之杨露禅,鼎足而三,为心意拳、八卦拳、太极拳武术之领袖,威震武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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贞观十四年(640),孔颖达为国子祭酒,太宗亲临国学,举行祭祀先圣孔子的释奠大礼。会上,群儒执经宣义,孔颖达主讲《孝经》,他声若洪钟,口如悬河,义理分明。太宗令群儒发难辩驳,孔颖达“金汤易固,楼雉难攻”;排难解纷,令众儒师大为折服。太宗手诏褒之曰:“洪钟待扣,扣无不应;幽谷发响,声无不答。……思涌珠泉,情抽蕙兰。关西孔子,更起乎方今;济南伏生,重兴于兹时!”称赞他为“关西孔子”、西汉伏生,与先圣先师并辉齐明。孔颖达在经学上的最大成就是奉诏编纂《五经正义》,为经学的统一和汉学的总结做出卓越贡献。如前所说,中国儒学从西汉开始便流派众多,师说不一。当时《诗》分齐、鲁、韩三家,《书》分欧阳、大小夏侯,《礼》有《仪礼》、《礼记》,其中《礼记》分大小戴,《易》分施、孟、梁邱、京,《春秋》既分公、谷二传,公羊又有颜、严之学。经学史上称这些分歧为“师法”。后来经师又在师法的旗号下更生异说,于是又分出“家法”,再由家法中分出各种专家之说。就像树干分枝,校又分枝,枝叶繁茂,渐失根本,经义难明。故有“学徒劳而少功,后生疑而莫正之叹”。后来古文畅兴,纠葛更生。《诗》有毛传与齐鲁韩争雄,《易》有高费与施孟争胜,《春秋》有左传异军突起,《礼》又出现《周礼》与分高低,《书》又得壁中古文十六篇。其间经本有无,卷国残全。文字今古,师说歧异,种种分歧,更扰得经学讲坛迷雾重重。企图解决经学分歧的统一工作,孔颖达以前共有三次,一是西汉宣帝有石渠阁大会,二是东汉章帝有白虎观之议,三是东汉末郑玄不讲家法,遍注群经。石渠阁之会,重点讨论今文经内部师说繁粹的问题,讨论结果,不仅没有统一师说分歧,反而增立博士,加剧了经学内部异说的产生;白虎观之议,重点讨论今古文分歧问题,结果著为《白虎通》,用董仲舒的天人感应加西汉谶纬迷信统一意识形态,对古文经说的优秀内容无所取正,这同样达不到学术统一的目的。因此白虎观会议后,古文经学不仅没有歇息,反而从者更多,成就日丰。郑玄兼通今古文,而以古文为依归。他起而遍注群经,杂采今古文,今古文之异才日渐消亡。但是郑玄经注也未臻完善,学者多攻其所短,至西晋,王肃又重注群经,与之抗衡,并借用王朝力量立为学官,遂有“郑学”“王学”之争。随着南北对峙局面的形成和玄学的兴起,于是又出现清谈“玄学”与传统“汉学”、博学”与“北学”的分歧。在学术风格上,南学主义理,重创新;北学主典实,重故训。南朝治经《易》尊王弼注,《尚书》用东晋出现的伪孔传,《左传》则用杜预集解;北朝,《周易》《尚书》用郑玄注,《左传》用眼虔注。《毛诗》、《礼》南北同尊郑注。此其大致。当时南北王朝并未明确将经注定为一尊,学者谁主谁从,都是各行方便,从其所好。特别是在南北势力交会之处,更是南学与北学混,义理与典实杂。这样就给后生学习,经义取正,带来困难。这种情况在政权分离之时,倒还可以容忍,但天下统一之后,特别是自隋王朝设立郡国之学以养士,开设明经、进士科取才以后,没有一个统一的经解作教材和课试标准,势必给教育和选举工作带来很多麻烦。史载隋文帝下令考试国子学生,准备择优录用,可是“自正朔不一将三百年,师训纷给无所取正”(《隋书儒林传》),众博士无法评出考卷。有鉴于此,唐太宗下令孔颖达主持编纂五经注疏定本。同与编修之事者尚有多人,以孔颖达为其首领。在注疏编纂过程中,义例的制定,是非的考论,皆由颖达我夺。首先,孔颖达在众多的经书章句中,选择一家优秀的注释作为标准注本,然后对经文注文详加疏通阐释。《周易》经注,西汉的梁丘、施、高氏之学,都已亡于西晋,京氏、孟氏流于谶纬灾祥,学者不传。南北朝唯传郑玄、王弼易注。郑氏讲爻辰象数,王氏详玄学义理,相比之下,王注义例明备,“独冠古今”,故孔颖达《易》用王注。《书经》,欧阳、大小夏侯也都亡于永嘉之乱,南北朝多尊郑注。东晋梅赜进献《尚书孔安国传》,号称古文,篇章也比郑注为多,时人不知其伪,大行于南朝,隋代“二刘”也研习孔传,孔颖达初本习郑氏《尚书》,后从刘焯传孔义,认为“其辞富而备,其义弘而雅”(《尚书正义序》),遂定伪孔传为圭桌。《诗经》,齐诗亡于曹魏,鲁诗亡于西晋,韩诗虽存而无传人,唯毛诗郑笺,独行于世,孔颖达正义,《诗》用毛传郑笺。

   其论《尚书》也颇为典实。首先,认为《书》是先王史料,并不神秘:“《书》 者,人君辞诰之典,右史记言之策。”全是些往古帝王的诰命和史官的记录,无非 历史文献资料。认为尚书就是以先王言行来垂教后世。他说,《尚书》之中,内容 多样,涉及面广,有的是帝王设为教令来统驭群下;有的是臣下敷陈礼乐以规谏君 王。有时又宣明威令以严肃政纪,有时则布列和顺来调和风雨……其间不乏垂范作 用。运用得当就百事大吉,倘若失之毫厘就会差之千里。真象枢机关键,不可等闲 视之。他还论述了《书》的文体,认为书有典、谟、训、诰、誓五体,皆各有源起: 典漠起于尧舜,誓诰始自汤武:“勋华揖让而典漠起,汤武革命而誓诰兴。”嘉言 懿行,其来远矣!至于《书》的编者,孔颖达承袭司马迁之说,定为孔子。他说孔 子生于衰周,有崇高的德行却无适当的地位,道之不行,遂讲求圣人之道以教化人 心,取档案资料,删繁就简,去粗取精,编为《书经》。时限上“上断尧舜,下终 秦鲁,时历五代,书总百篇”;内容上,都是先王“前言往行足以垂法将来”者。 但是,在《尚书》问题上,孔颖达却犯了采用伪孔传的错误,历来颇受非议。《尚 书》的流传,最多纠葛。相传孔子删书百篇,秦焚书,《尚书》散佚。汉兴,济南 伏生凭记忆传授,仅得29篇。当时以汉隶写录,史称《今文尚书》。西汉流行欧阳、 大小夏侯之学,都是今文。景武之时,鲁恭王坏孔子宅,得孔氏壁藏古经,其中有 《尚书》,用战国古文写成。孔安国以今文校读,多出16篇,是为《古文尚书》。 当时只藏于禁中,民间并无传授,孔安国是否给它作传也很难说。由于知之者稀, 汉成帝时,张霸竟伪造《古文尚书》102篇,号称“百两篇”。王莽兴古文,立有 《古文尚书》博士。东汉颇有传人,但都只传其中与今文相同的29篇。马融、郑玄 所作《书注》,也限于此。其余16篇称《逸书》,因无传授,渐渐失传。直到东晋, 梅赜献出号称孔安国作传的《古文尚书》,共59篇。经后人考定,其经文有33篇系 分析今文29篇而成;另外25篇系摭拾旧文,杂糅而成。又搜罗古训,配以传注,托 为孔安国所作。只要考察一下《尚书》流传情况,其作伪之迹就不难发现。特别是 传文有很多作伪的蛛丝马迹,出现很多孔安国身后的地名,有些注解甚至与孔注 《论语》相左,如此之类,只要稍加考订便可立知其伪。可是孔颖达根本没怀疑过 它,反而称赞“其辞富而备,其义弘而雅,复而不厌,久而愈亮(《尚书正义序》), 有跨郑愈马,独步天下之优势!将自己素所研习的郑玄注《尚书》束之高阁,尽弃 前学而学焉。舍真从赝,实在难辞“朱紫不别”之责!但是,这不是孔颖达一人的 过错,当时整个时代风气即是如此。西晋末年以来,神州板荡,文雅无存。永嘉之 乱,书缺简脱,先师旧说,更是荡然无存。今文三家《书》亡,学者唯传郑注《尚 书》,马融、王肃之学,存而不传。梅赜趁典籍极衰之时,献《古文尚书》,其篇 章多于现行各《书》,注解又托于安国,于时最古;加之释义亦是精心撰就,不乏 精义,且多与马、王之说相合。比于郑氏书注,真是别开生面,十分喜人。而当时 南朝诸儒,多尚玄谈而少实学,无异骗子遇上愚人,自然赝品得售,其货大行了。 北朝土人素慕江南衣冠文物,南人所举,北人斯趋,即使博学如“二刘”、深湛若 陆德明的人,也莫不歙然趋风,毫不怀疑。“二刘”是北朝最早研习伪《古文尚书》 的人,是受南学影响;陆德明自隋入隋,所撰《经典释文》,《书经》即以伪古文 为本,本为南学。孔颖达先学郑氏《尚书》,后从刘悼治孔氏古文,就是受这种时 代风尚的毒害。在整个社会都崇信伪古文的情况下,孔颖达受其影响就十分自然了。 不仅孔颖达相信伪古文,他的《五经正义》编撰班子也相信;不仅《正义》班子相 信,自孔颖达至北宋,也无人敢怀疑伪孔传。直到南宋朱熹,才因古文诸篇文字反 比今文文从字顺而怀疑它。至明人梅囗、清人阎若璩详加考定,伪古文作伪之迹才 最终大白于天下。因此,孔颖达用伪古文不仅仅是他一人的固陋,而是整个时代风 气使然,不可厚非。但是他采用伪古文作为官颁经典,今天伪孔《尚书》仍以十三 经之一的形式保存于《十三经注疏》之中,使赝品披上合法的外衣欺愚众人,起了 很坏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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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代荒蛮地,今日粮棉仓。条条绿化带,道道银棚廊。三农重点林牧养,二次创业工贸商。大营裘皮,安平丝网。北有南立车,南有北漳淮。邓庄农业区,市民采摘地;饶阳设施菜,北京南菜园。阜城鸭梨,漫河西瓜;深州黄韭,支家酥糖。龙凤贡面,甘陵精品;金丝杂面,饶阳特产。农家别墅,突兀崛起。诗画田园,美丽村庄。

儒学经过汉晋南北朝的发展演变,家法各异,流派众多。在汉代有今文古文之争,家法师法之别。东汉末,郑玄企图统一今古,建立兼包并采的“郑学”体系。三国两晋,王肃创立“王学”,起而与郑学为敌。南北朝时期,随着政治的分离,而有南学与北学的纷争。至于儒学内部群经异说,诸师异论,更不下数十百千。纷纷攘攘,至有互为水火之势。五经越解越暗,圣学越讲越糊涂,十分不利于儒学的经世致用和发扬光大。在中国历史上,继承汉学风格,完成解决儒学内部不同流派和不同风格之争,巩固儒学壁垒这一统一工程的巨匠,便是唐初大儒——孔颖达。是他编订《五经正义》,排除经学内部的家法师说等门户之见,于众学中择优而定一尊,广采以备博览,从而结束了自西汉以来的各种纷争;是他摒弃南学与北学的地域偏见,兼容百氏,融合南北,将西汉以来的经学成果尽行保存,使前师之说不致泯灭,后代学者有所钻仰;也由于他的《五经正义》被唐王朝颁为经学的标准解释,从而完成了中国经学史上从纷争到统一的演变过程。孔颖这就是这样一个对中国经学具有总结和统一之功的大经学家。一、彬彬士投师刘焯翩翩郎舌战群儒

   主要参考书

      壮哉衡水! 欣逢盛世,喜看今朝,桃城宝地,旧颜新貌。交通便利,产业云集,乘风破浪,负重崛起。京九石德,巨龙交错,铸就黄金十字;大广高速,银蛇逶迤,纵贯大江南北;银鹰筑巢⑭,凤鸟振翼,夔蛟摆尾⑮,白鹿奋蹄,百灵兮倏至,万民兮聚力;炼乳为胶,成就行业品牌;集腋成裘,皮衣远销海外;五金结网,广络天下财富;镔铁垒塔,屹立华夏风采。更有沃野广袤,黍稷沉穗,棉麦丰裕;名牌教育,广育英才,九州扬誉。呜呼,云气荫于湿地,霞光耀于平原,嘉宾兮咸聚,光华兮灿然!

        注释:衡水属于环渤海经济圈和首都经济圈,是京津冀一体化的重要城市节点。京九铁路、石德铁路、邯黄铁路、石济高铁、京九高铁、石津城际高速铁路、衡潢铁路等八条铁路或规划铁路途经衡水,被社会经济学家费孝通先生称为“黄金十字交叉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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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经正义》的编撰方法是,首先列出经文、注文,接着串讲经文大意,然后 疏通注文,说明注文之所以然。如《诗经·周南·关睢》“窈窕叔女,君子好逑” 一句,毛传说:“窈窕,幽闲也。淑,善;逑,匹也。言后妃有关睢之德,是幽闭 贞专之善女,宜为君子之好匹。”郑笺说:“怨耦曰仇,言后妃之德和谐,则幽闭 处深宫贞专之善女,能为君子和好众妾之怨者。言皆化后妃之德,不嫉妒,谓三夫 人以下。”正义首先串讲经文说:“性行和谐者是后妃也。后妃虽悦乐君子,犹能 不淫其色,退在深宫之中,不亵渎而相慢也。后妃既有是德,又不妒嫉,思得淑女 以配君子,故窈窕然处幽闭贞专之善女,宜为君子之好匹也。以后妃不妒忌,可共 事夫,故育宜也。”再疏通毛传说。“窈窕者,谓淑女所居之宫形窈窕然,故笺言 幽闭深宫是也,(毛)传知然者,以其淑女已为善称,则窈窕宜为居处,故云幽闭, 言其幽然而闲静也。扬雄云‘善心为窕,言容为窈’者,非也。逑,匹,《(尔雅) ·释诂》文,孙炎云:‘相求之匹’,《诗》本作逑,《尔雅》多作仇,字异音义 同也。又回后妃有关睢之德,是幽闲贞专之善女,宜为君子之好匹者,美后妃有思 贤之心,故说贤女宜求之状。……”以下接着又疏证郑笺。正义有说有证,层次清 楚,释义分明,繁而有要,齐全周详,就像老师宿儒的讲义一样。因此,于志宁称 之为“万古之仪型,一代之标的”。正义为了说明注文,往往旁征博引古籍和前贤 解说,体大思精,资料至为丰富。如上引为释毛氏传文,正义引用了《尔雅·释诂》 和扬雄、孙炎之说。在疏证毛传关于“关关睢鸠,在河之洲”的解释时,甚至引达 《尔雅》释估、释鸟、释水、《五经定本》、俗本《毛诗》等文献资料,兼及郭璞、 陆机、扬雄、许慎、李巡等人之说,还参证《诗经》江有渚、蒹葭、谷风、采蘩等 篇中毛传郑笺的解释,反复周致,论证详明。人们既可以利用它来研习五经,寻求 定解,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五经正义》是教科书,是法典;在古书佚散非常严重 的情况下,人们也可以通过它保存的汉晋经说来窥探汉学风貌,研究两汉以及魏晋 经学的历史,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五经正义》又是旧说府库、资料宝藏。由此看 来,《五经正义》既作为标准范本有功于来学,也作为旧说渊薮有功于前贤。贞观 十二年书成奏上,唐太宗目睹盛事,大为高兴,下诏褒奖说:“卿等博综古今,义 理该洽。考前儒之异说,符圣人之幽旨,实为不朽!”赐孔颖达绢帛三百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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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颖达(574——684)

三、纵论正经 精义霞开

④三张--西晋文学家张载和弟弟张协、张亢都以文学著名,时称“三张”,三人皆为武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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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本有《仪礼》、《周礼》、《礼记》三经之别,但是《仪礼》、《周礼》为制度仪文,缺乏义理,亦少文采,《礼记》则事文义理兼具,因此三礼之中独取《礼记》,注用郑玄。《春秋》,亦有公羊、谷梁、左氏三传,其中公谷空言说经,不及左氏事富文美,因此以《左传》附经。孔颖达历考汉晋训贴,大多杂取公谷,为例不纯,唯西晋杜预集解,“专取丘明之传以释孔氏之经”,尊经重本,“子应乎母,以胶投漆”(《春秋左传正义序》)。更重要的是杜氏为《左传》总结有“五十凡例”,补充了左氏在三传中义理贫乏之不足,与仅重文字训诂

   关于礼,他说:“礼者,经天纬地,本之则大一之初,原始要终,体之乃人情 之欲。”(《礼记正义序》,下同)认为礼的终极根源是宇宙精神(太一),其直 接依据则是人的情欲,具有宇宙法则的必然性和人情需要的必要性,既神圣又重要。 他说:人有喜怒哀乐之志,动静好恶之心,修养好的可以克服欲望的冲动有所不为, 而修养差的就会受贪欲的驱使而无所不为了。因此“古先圣人鉴其若此,欲保之以 正直,纳之德义……故乃上法国象(天),下参方载(地),导之以德,齐之以礼”。 可见礼的设置完全是善意的,意欲克服人性粗野的一面,发扬其良善的一面,是维 持社会安定、人群和谐的设施。礼之于人,犹堤防之于洪水,缰绳之于烈马,是一 种防范和驯化措施。孔颖达还进一步从自然界的秩序性和动物的嗜欲现象中,找到 了礼义精神的客观依据,论证礼的产生渊源悠远。他说:“物生则自然而有尊卑, 若羊羔跪乳,鸿雁飞有行列,岂由教之者哉!”尊卑秩序是生物的本性,而事物生 来就有秩序,“三才既判,尊卑自然而有”。可见,礼有其客观必然性。那么儒家 所研习的礼又产生于何时呢?他说礼的产生有一个发展过程:“播黍则大享(礼) 之滥觞,土鼓(乐)乃云门(舞)之拳石(基础),冠冕饰于轩(黄帝)初,玉帛 朝于虞(舜)始;夏商革命,损益可知;文武重光,典章斯备。泪乎旦姬(周公), 负囗临朝,述曲礼以节威仪,制周礼而经邦国。”据《礼记》所载,燔黍、土鼓都 是神农时代的礼乐。神农与黄帝、尧舜都是上古军事民主制时期首领,属于氏族社 会。孔颖达把中国传统礼乐远溯于原始社会,这是合乎民俗学研究结果的。他考察 了五礼产生过程,说尊卑之礼起于遂皇,嫁娶嘉礼始于伏羲,祭礼吉礼起于神农, 至黄帝,吉凶军宾嘉五礼备,然而形成制度,定为典则,则在周公辅成之时矣。虽 然一鳞半爪未免牵强,但说礼制产生是逐渐完备的,则见识过人。在谈礼的功能时, 孔颖达综合旧说,从声训的角度训释说:“礼,体也,履也,理也。”体是体用之 体,即根本法则,统之于心;履即实践,即体用之用,指礼节仪文指导实践;理即 治,指礼具有使天下走向大治的功能。具体地讲,《周礼》属于体,是经邦治国之 大经大法;《仪礼》属于履,是日常生活的行为准则。也就是文献所谓“经礼三百 (周礼),曲礼三千(仪礼)”。经之与曲,体之与履,一大一小,一简一繁,各 有专主,相辅为用。至于三礼的作者,孔颖达明确认为:“周公所制之礼则《周官》 (周礼)、《仪和》也。”孔子的功劳,则是在礼坏乐崩的春秋时期“订礼正乐”。 《礼记》则是孔子弟子“七十二之徒共撰所闻”,其中“或录旧礼之义,或录变礼 所由,或兼记体履,或杂序得失”,《礼记》是礼乐原理的理论阐述,无怪乎孔颖 达要取它来代表“礼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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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乡多曼衍,桃城尽沧桑。历史曾承传,明天更辉煌。伟哉衡水,百业俱昌;煌兮衡水,前途无量。幸甚至哉,赋之难忘。

公元581年,孔颖达8岁,北周外戚、权臣杨坚取代北周,建立隋朝,是为文帝。隋文帝初年颇重儒术,“超抉奇隽,厚赏诸儒”,自京师达于四方,大兴学校,广置生徒。“齐鲁赵魏,学者尤多,负笈追师,不远千里,讲诵之声,道路不绝”,被史书称为:“中州儒雅之盛,自汉魏以来,一时而已!”孔颖达也在这个时候走上了正规学习的轨道。史称他“八岁就学,日诵千余言”,悟性特佳。还在少年时代,孔颖这便明悉了服虔所注《左氏传》,郑玄所注《尚书》、《礼记》、所笺《毛诗》,王弼注《周易》;于儒经之外,还旁及诸子,兼善历算之学;更长于属文,彬彬焉俨然一少年老成之儒士矣!少年时代,孔颖达曾师从当代大儒刘焯为学。刘焯字士元,信都昌亭人,与孔颖达同郡。刘焯聪敏沈深,学通五经及诸家注解,并对《九章算术》、《周髀算经》以及天文推步,测量山海之术,有精到的研究,著作有《五经述议》,见解独到,多所创见。论者以为数百年以来,博学通儒,没有比他更好的了。与当时另一位博学宏儒刘炫,同称“二刘”。当时儒学南北分裂,经籍散亡,学者求师无门,一些精通汉师家法的老师宿儒,如徐道明、熊安生之徒,早已谢世,于是,“二刘”便出类拔萃,秀出其间,遂为后生钻仰之名师。“天下名儒后进,质疑受业,不远千里而至者,不可胜数”(《隋书儒林传》)孔颖达就是这千里负笈的佼佼者。但是,刘焯性情孤傲,怀抱不广,不仅吝于财货,责求束修,而且恃才傲物,凌辱诸生。孔颖达初来,很受刘焯轻视,并不以礼相待。但一经颖达向他执经问难、发表意见,刘焯见其答难问对,出人意表,能发人之所未发,乃翻然改容,刮目相看。孔颖达在名师门下兢兢事学,虚心求教,在从前所学的诸经注解外,百丈竿头更进一尺,《左传》于服注外又通社预集解,《尚书》于郑注外再通孔安国传(即伪孔传),为后来他胜任《五经正义》的编纂工作垫下了丰厚的学植。学成业就,刘焯欲留颖达同馆共授,切磋学问,颖达谢绝了明师的好意,满载而归,下帷教授。其时他仅20余岁。

   儒学经过汉晋南北朝的发展演变,家法各异,流派众多。在汉代有今文古文之 争,家法师法之别。东汉末,郑玄企图统一今古,建立兼包并采的“郑学”体系。 三国两晋,王肃创立“王学”,起而与郑学为敌。南北朝时期,随着政治的分离, 而有南学与北学的纷争。至于儒学内部群经异说,诸师异论,更不下数十百千。纷 纷攘攘,至有互为水火之势。五经越解越暗,圣学越讲越糊涂,十分不利于儒学的 经世致用和发扬光大。在中国历史上,继承汉学风格,完成解决儒学内部不同流派 和不同风格之争,巩固儒学壁垒这一统一工程的巨匠,便是唐初大儒——孔颖达。 是他编订《五经正义》,排除经学内部的家法师说等门户之见,于众学中择优而定 一尊,广采以备博览,从而结束了自西汉以来的各种纷争;是他摒弃南学与北学的 地域偏见,兼容百氏,融合南北,将西汉以来的经学成果尽行保存,使前师之说不 致泯灭,后代学者有所钻仰;也由于他的《五经正义》被唐王朝颁为经学的标准解 释,从而完成了中国经学史上从纷争到统一的演变过程。孔颖这就是这样一个对中 国经学具有总结和统一之功的大经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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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燕赵这边尤好,物产丰饶;衡水自古热土,人文荟萃。一湖千顷洼,三绝壶笔鱼;景县粉玍大‚,故城甘陵春。名酒衡水老白干,粗布冀州田园棉。养元六个核桃,醇酿十八酒坊。深州蜜桃,历代宫廷供奉;武强年画,东方圣经图解。安济桥,竹林寺;圣姑庙,董子园。条侯亚夫墓,景州舍利塔。枣强侯冢柏,天下第一圣地;观津窦青山,青冢西望长安。打花膀,农耕文明化石;疯秧歌,民俗风情景观。自然保护区,乃最美湿地,避暑圣域;年画博物馆,是艺苑奇葩,旅游仙境。闾里汉魏公馆,周窝音乐小镇。物华天宝,人杰地灵。

公元605年,隋炀帝杨广即位,改元大业。隋文帝晚年“不悦儒术,专尚刑名”(同上),关闭天下学校,唯留中央国子学一所,生员72人,于是欣欣向荣的儒教事业,一朝又复归萎缩。炀帝即位后,为了笼络人心,粉饰太平,又兼生性喜爱文学经籍,于是再开学校,重兴儒业,“征辟儒生,远近毕至”(《隋书儒林传》)。孔颖达应时而出,应举明经,对策高第,授任河内郡学博士。大业年间,隋炀帝广征天下宿儒,集中于洛阳,由门下省主持,仿当年汉宣帝石渠议经、汉章帝白虎论礼之故事,下令在洛阳举行大规模的儒学讨论大会。孔颖达以明经高第参加了这一盛会。为响应皇帝明诏,经明行修之士、方步矩领之徒,从四面八方云集洛阳,以文会友,研经讨古,为统一的隋朝政权添上教化大兴的浓墨重彩。时承文帝废学之后,老师宿儒,若陆德明、鲁世达、刘焯、刘炫之徒,都应时而出,登坛执经,各穷悬河之辩;论难问对,共研先圣之理。孔颖达少年老成,英才秀发,斩关夺将,舌战群儒。门下省纳言(侍中)杨达评第高下,以颖达为最,奏之皇帝。炀帝以孔颖达为太学助教,陆德明为国子助教。其时颖达年方32岁,是应诏诸儒最年少的大师。被他击败的“先辈宿儒”都心怀羞耻,愤愤不平,暗中派遣刺客欲加害颖达,幸得礼部尚书、爱才思贤的杨玄感出面保护,将孔颖达藏于府中,才使少年才子幸免于难。孔颖达凭着自己的渊博学识终于进入国家中央的教育和学术机构,在更好的环境、更高的层次上进行经学研究工作。二、十八学士登瀛州五经正义传典型隋末天下大乱,孔颖达避难于虎牢(在今河南荥阳)。李渊建国,海内一统。李世民因创业征战之功,特授天策上将、领司徒、封秦王。他悦礼敦诗,爱才若渴,开府治事,形同小朝廷。武德四年(621),李世民在解鞍歇马之后,爱尚儒教,属意文学,特设文学馆,招揽天下文士,为治国平天下储备人才。文学馆位于宫城之西,地静景幽,无车马之喧;典籍充栋,有兰台之盛。这年十月,孔颖达等18人同日被授为文学馆学士,号称“十八学士”。十八学士都是当时经学通明、文彩飞扬的优秀人物,杜如晦、房玄龄甚至是李世民的心腹谋臣。李世民给他们优以尊礼,予以厚禄,入阁诸君,皆享用五品珍膳。还令大画家间立本为诸名士写真,大文豪褚亮题写真赞,高悬于凌烟之阁,深藏于禁中秘府。十八学士三班值阁,李世民每当军国事罢,进谒归休,常引见学士,与他们讨论坟籍,商略前载。儒雅之风,旷古稀有;亲近之恩,百代罕及。因此时人称之“登瀛州”。

   《周易》经注,西汉的梁丘、施、高氏之学,都已亡于西晋,京氏、孟氏流于 谶纬灾祥,学者不传。南北朝唯传郑玄、王弼易注。郑氏讲爻辰象数,王氏详玄学 义理,相比之下,王注义例明备,“独冠古今”,故孔颖达《易》用王注。《书经》, 欧阳、大小夏侯也都亡于永嘉之乱,南北朝多尊郑注。东晋梅赜进献《尚书孔安国 传》,号称古文,篇章也比郑注为多,时人不知其伪,大行于南朝,隋代“二刘” 也研习孔传,孔颖达初本习郑氏《尚书》,后从刘焯传孔义,认为“其辞富而备, 其义弘而雅”(《尚书正义序》),遂定伪孔传为圭桌。《诗经》,齐诗亡于曹魏, 鲁诗亡于西晋,韩诗虽存而无传人,唯毛诗郑笺,独行于世,孔颖达正义,《诗》 用毛传郑笺。《礼》,本有《仪礼》、《周礼》、《礼记》三经之别,但是《仪礼》、 《周礼》为制度仪文,缺乏义理,亦少文采,《礼记》则事文义理兼具,因此三礼 之中独取《礼记》,注用郑玄。《春秋》,亦有公羊、谷梁、左氏三传,其中公谷 空言说经,不及左氏事富文美,因此以《左传》附经。孔颖达历考汉晋训贴,大多 杂取公谷,为例不纯,唯西晋杜预集解,“专取丘明之传以释孔氏之经”,尊经重 本,“子应乎母,以胶投漆”(《春秋左传正义序》)。更重要的是杜氏为《左传》 总结有“五十凡例”,补充了左氏在三传中义理贫乏之不足,与仅重文字训诂的各 家传注不可同日而语。见解最高,体例最善,故于众解,独取杜氏。

      善哉衡水!钟灵毓秀,名贤辈出,立功立德,名垂不朽。美人钩弋,养育一代君主;窦氏漪房,辅佐三朝帝王;博陵崔姓②,开创儒家文林;蓨县高门,尽出社稷栋梁。三张④才高,文材郁茂,庭生芝草,门楣光耀;崔家天幸,才俊辈出,蟾宫折桂,雁塔名标。辑柳写经,孙敬⑤系发悬梁;关山戎马,高适诗意铿锵。更有煌煌巨著,经史典籍,彰人性之崇德,显文心之尚义,弘圣贤之达道,扬醒世之臻理。若夫《四民月令》⑥,集农技之大成;《五经正义》⑦,平儒学之纷争;《太平御览》⑧,竟成类书之冠;《中山狼传》⑨,激扬刺贪之风。

        滏阳河治理,破解科学发展迷局;衡水湖存蓄,涵蕴厚德上善活水。十里长廊,龙脉滏阳;岸青流碧,玉带绕城。携烟云而秀媚,照溪谷而生辉。泛舟湖上,画楼迭起,虹桥飞架;秋水长天,荷塘月色,渔舟唱晚。落雁声声荡日暮,清波渺渺映云霞。衡湖兴波,凭水作歌;湿地园林,休闲湖城。

主要参考书

   虽有前儒义疏可为依据,但孔颖达等人利用这些材料,态度极为严谨,除对诸 家注疏详加审定,汰劣取优外,对被选为底本的义疏,孔颖达也认真甄别,严格笔 削,即使是前辈权威和自己的老师,也决不盲从。刘焯、刘炫,为孔颖达素所敬仰, 他称赞他们“并聪颖特达,文而又儒,擢秀干于一时,骋绝辔于千里,固诸儒之所 揖让,日下无双。于其所作疏内,特为殊绝”。(《毛诗正文序》)但是他又常常 指出二人恃才傲物、好非毁先贤,穿凿附会、自立新说的毛病。如刘焯的《尚书》 义疏常常故弄玄虚,求险探深,孔颖达批评他们有“非险而更为险,无义而更生义” (《尚书正义序》),就像在平缓的河流中平掀怒浪,在静止的树梢上更震狂飘, 实在是无益的游戏,反教学者更生疑窦。刘炫的《尚书》义疏依焯疏删繁就简,但 义理过简,文辞太华,文胜于质,也不足以作为后生典范。刘炫的《春秋左传》义 疏,孔颖达在称赞之余,也不忽略其一意在矜伐,性好非毁”(《春秋左传正义序》) 的敝病,以谓刘疏聪惠辩博无人可比,但是发明义理,造诣不高。对于其他各家取 作底本的义疏,孔颖达也都每每指陈疵暇,各论得失。删修笔削,“必取文证详悉, 义理精审,剪其繁芜,撮其机要”。因此避免了官修图书,杂而不纯的毛病,保证 了《五经正义》的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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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兴,济南伏生凭记忆传授,仅得29篇。当时以汉隶写录,史称《今文尚书》。西汉流行欧阳、大小夏侯之学,都是今文。景武之时,鲁恭王坏孔子宅,得孔氏壁藏古经,其中有《尚书》,用战国古文写成。孔安国以今文校读,多出16篇,是为《古文尚书》。当时只藏于禁中,民间并无传授,孔安国是否给它作传也很难说。由于知之者稀,汉成帝时,张霸竟伪造《古文尚书》102篇,号称“百两篇”。王莽兴古文,立有《古文尚书》博士。东汉颇有传人,但都只传其中与今文相同的29篇。马融、郑玄所作《书注》,也限于此。其余16篇称《逸书》,因无传授,渐渐失传。直到东晋,梅赜献出号称孔安国作传的《古文尚书》,共59篇。经后人考定,其经文有33篇系分析今文29篇而成;另外25篇系摭拾旧文,杂糅而成。又搜罗古训,配以传注,托为孔安国所作。只要考察一下《尚书》流传情况,其作伪之迹就不难发现。特别是传文有很多作伪的蛛丝马迹,出现很多孔安国身后的地名,有些注解甚至与孔注《论语》相左,如此之类,只要稍加考订便可立知其伪。可是孔颖达根本没怀疑过它,反而称赞“其辞富而备,其义弘而雅,复而不厌,久而愈亮(《尚书正义序》),有跨郑愈马,独步天下之优势!将自己素所研习的郑玄注《尚书》束之高阁,尽弃前学而学焉。舍真从赝,实在难辞“朱紫不别”之责!但是,这不是孔颖达一人的过错,当时整个时代风气即是如此。西晋末年以来,神州板荡,文雅无存。永嘉之乱,书缺简脱,先师旧说,更是荡然无存。今文三家《书》亡,学者唯传郑注《尚书》,马融、王肃之学,存而不传。梅赜趁典籍极衰之时,献《古文尚书》,其篇章多于现行各《书》,注解又托于安国,于时最古;加之释义亦是精心撰就,不乏精义,且多与马、王之说相合。比于郑氏书注,真是别开生面,十分喜人。而当时南朝诸儒,多尚玄谈而少实学,无异骗子遇上愚人,自然赝品得售,其货大行了。北朝土人素慕江南衣冠文物,南人所举,北人斯趋,即使博学如“二刘”、深湛若陆德明的人,也莫不歙然趋风,毫不怀疑。“二刘”是北朝最早研习伪《古文尚书》的人,是受南学影响;陆德明自隋入隋,所撰《经典释文》,《书经》即以伪古文为本,本为南学。孔颖达先学郑氏《尚书》,后从刘悼治孔氏古文,就是受这种时代风尚的毒害。在整个社会都崇信伪古文的情况下,孔颖达受其影响就十分自然了。不仅孔颖达相信伪古文,他的《五经正义》编撰班子也相信;不仅《正义》班子相信,自孔颖达至北宋,也无人敢怀疑伪孔传。直到南宋朱熹,才因古文诸篇文字反比今文文从字顺而怀疑它。至明人梅囗、清人阎若璩详加考定,伪古文作伪之迹才最终大白于天下。因此,孔颖达用伪古文不仅仅是他一人的固陋,而是整个时代风气使然,不可厚非。但是他采用伪古文作为官颁经典,今天伪孔《尚书》仍以十三经之一的形式保存于《十三经注疏》之中,使赝品披上合法的外衣欺愚众人,起了很坏的作用。其论《诗经》,曰:“诗者,论功颂德之歌,止僻防邪之训。”(《毛诗正义序》,下同)不外乎歌功颂德、劝人从善之行吟。这些长吟短唱,作之者虽然是自我感情流露,但却有益于生灵教化。对于统治者来说,《诗》还可以观为政之得失:“若政遇醇和,则欢娱被于朝野;时当惨黩,亦怨刺形于咏歌。作之者所以畅怀舒愤,闻之者足以塞违从正。”诗歌是作者情感的流露,是社会的风标,是政治的雨晴表,观乎诗即知其喜怒哀乐,治乱兴衰。所以诗歌不仅仅是一种艺术,一种小技,诗歌一样可以用于教化,眼务于政治,故圣人于六艺之中,要设诗教。关于诗歌的起源,孔颖达提出性情说。古语有“诗言志”,孔颖达认为诗歌起源于性情,情有所动,声发乎外,其韵律合乎一定的节奏韵律,这就是诗。由于诗是有感于天地万物之情而生,诗出之自然,一经产生,诗就有强烈的反作用,故能“感天地、动鬼神”,更能讽励人伦,敦厚风俗。他认为诗理产生很古,因为性情古已有之,甚至远至人类之前。如燕雀啁噍,有烦碎忧苦之情;鸾凤展翅,有翩翩起舞之容。可见《诗》理是在开天辟地之初,动植分化之始就已具备了的。不过有形的诗歌却有其诞生的历史过程。他于是又提出世运产生诗歌之说。认为上古帝王政务质实,一切从简,无须讽谕;中古政务繁剧,有失有成,于是有沤歌的迫切需要。唐虞之时,有诗的萌芽,而黄帝之世,却不见诗迹。其后时运每降,凡经三代,故诗逾三千。诗之根本在性情,而诗之产生则在时政。今本《诗经》就是孔子从三千古诗之中,“厘正遗文,得其精华”,选编而成的。关于礼,他说:“礼者,经天纬地,本之则大一之初,原始要终,体之乃人情之欲。”(《礼记正义序》,下同)认为礼的终极根源是宇宙精神(太一),其直接依据则是人的情欲,具有宇宙法则的必然性和人情需要的必要性,既神圣又重要。他说:人有喜怒哀乐之志,动静好恶之心,修养好的可以克服欲望的冲动有所不为,而修养差的就会受贪欲的驱使而无所不为了。因此“古先圣人鉴其若此,欲保之以正直,纳之德义……故乃上法国象(天),下参方载(地),导之以德,齐之以礼”。可见礼的设置完全是善意的,意欲克服人性粗野的一面,发扬其良善的一面,是维持社会安定、人群和谐的设施。礼之于人,犹堤防之于洪水,缰绳之于烈马,是一种防范和驯化措施。孔颖达还进一步从自然界的秩序性和动物的嗜欲现象中,找到了礼义精神的客观依据,论证礼的产生渊源悠远。他说:“物生则自然而有尊卑,若羊羔跪乳,鸿雁飞有行列,岂由教之者哉!”尊卑秩序是生物的本性,而事物生来就有秩序,“三才既判,尊卑自然而有”。可见,礼有其客观必然性。那么儒家所研习的礼又产生于何时呢他说礼的产生有一个发展过程:“播黍则大享(礼)之滥觞,土鼓(乐)乃云门(舞)之拳石(基础),冠冕饰于轩(黄帝)初,玉帛朝于虞(舜)始;夏商革命,损益可知;文武重光,典章斯备。泪乎旦姬(周公),负囗临朝,述曲礼以节威仪,制周礼而经邦国。”据《礼记》所载,燔黍、土鼓都是神农时代的礼乐。神农与黄帝、尧舜都是上古军事民主制时期首领,属于氏族社会。孔颖达把中国传统礼乐远溯于原始社会,这是合乎民俗学研究结果的。他考察了五礼产生过程,说尊卑之礼起于遂皇,嫁娶嘉礼始于伏羲,祭礼吉礼起于神农,至黄帝,吉凶军宾嘉五礼备,然而形成制度,定为典则,则在周公辅成之时矣。虽然一鳞半爪未免牵强,但说礼制产生是逐渐完备的,则见识过人。在谈礼的功能时,孔颖达综合旧说,从声训的角度训释说:“礼,体也,履也,理也。”体是体用之体,即根本法则,统之于心;履即实践,即体用之用,指礼节仪文指导实践;理即治,指礼具有使天下走向大治的功能。具体地讲,《周礼》属于体,是经邦治国之大经大法;《仪礼》属于履,是日常生活的行为准则。也就是文献所谓“经礼三百(周礼),曲礼三千(仪礼)”。经之与曲,体之与履,一大一小,一简一繁,各有专主,相辅为用。至于三礼的作者,孔颖达明确认为:“周公所制之礼则《周官》(周礼)、《仪和》也。”孔子的功劳,则是在礼坏乐崩的春秋时期“订礼正乐”。《礼记》则是孔子弟子“七十二之徒共撰所闻”,其中“或录旧礼之义,或录变礼所由,或兼记体履,或杂序得失”,《礼记》是礼乐原理的理论阐述,无怪乎孔颖达要取它来代表“礼经”了。孔颖达论《春秋》说:“《春秋》者,纪人君动作之务,是古史职之书。”(《春秋正义序》,下同)《春秋》就其本源上讲,不外乎史官记事的史书。然而记事之中有书法存焉,那就是褒善贬恶,而褒贬的标准则是礼义,故《春秋》即是礼乐原理的具体运用。通过叙事来寓褒贬,通过褒贬来宣传礼法,这就是《春秋》的主题思想。孔颖达说:春秋之时,“下陵上替,内叛外侵,九域骚然,三纲遂绝”,阶级矛盾,民族矛盾,社会治安,伦理道德,无一不尖锐对立,十分混乱。孔子生逢乱世,心怀大圣,“想垂之以法则无位,正之以武则无兵,赏之以利则无财,说之以道则不用”,读书人一无所有,只有将满腔热情与愤懑诉诸笔端,著书立说以存其正论。因鲁史所记多有得失善恶之行,故依据经法来一一加以绳正,予以褒贬。他的褒贬十分贴切准确,令人信眼,“一字所嘉,有同华衮之赠,一言所黜,无异萧斧之诛!”真是威力无比,一枝秃笔胜过十万雄兵!自从孔子死后,对六经的论述虽然时见载籍,但都没有孔颖达评说得这样全面具体、影响深远。郑玄、王肃遍注群经,容或有较系统的论述(如郑氏《六艺论》),但现在大都失传,不像孔氏诸说保存完整。自从唐代将《五经正义》颁行天下后,迄至北宋数百年间,孔颖达那平实详正的经论便成为后学诸儒奉行的正统理论,即使后代已重订《五经大全》,《五经正义》的观点也常常作为传统的说法来加以引证。它跨宋逾明,直到清朝,仍然作为《十三经注疏》中的主体内容刊刻不绝。如果要考察中国古籍的版本之最,《五经正义》毫无疑问将雄居榜首。其发行之广,影响之深,已远远超出了唐统治者统一经说以利科举考试的初衷,进而对整个中国经学的统一和规范工作作出了特殊贡献。当然,金无足赤,人无完人,书也无尽善尽美之作。尽管《五经正义》已经经过通人指责、复审考校,但仍然难免小疵。前人常指责正义的失误有三:“曰彼此互异,曰曲徇注文,曰杂引谶纬。”(皮锡瑞《经学历史》)曲徇注文,指正义完全以注文之是非为是非,凡注文所言,必尽量反复为之疏通证明,有时甚至对错误的注解也不加驳证,反而曲为之说。这当然不合乎科学精神,但是疏家之义,本不破注,更不驳注,因此皇侃为《礼记》郑玄注作疏,时规郑失,孔颖达反而讥他“狐死不首其丘,叶落不归其本”(《礼记正义序》),失去疏家本旨;刘炫作《春秋左氏传》疏,用杜注却匡杜失,孔颖达也斥责他“蠹生于木还食其木,非其理也。”(《春秋正义序》)于是将他驳杜之处一一刊去。可见曲徇注文正合疏家规矩。至于杂引谶文,也要区别对待,谶文固多为伪托,义理浮浅,当然不足为据;但是谶文也有很多两汉经师讲经遗说,说是孔子之遗,固然虚妄,但义理精深,而又合乎孔子思想者,有利于封建道德者,引之又何妨“三纲”之说见于《礼纬含文嘉》,“易兼三义”之说见于《易纬乾凿度》,多精妙绝伦,堪为仪则。论者又说正义前后互歧,究其原因,在于所据经注和疏本不同,原作者各有所尚,正义有时也因之以存异说。如《易》、《书》正义多引谶文,而《春秋》正义又驳谶甚详,诸书对纬说态度就不一样,徒烦读者视听。但这些对于洋洋洒洒数百万言的《五经正义》来说,毕竟是白璧微瑕,大纯小疵,丝毫无损于《五经正义》统一经学,垂教百世的历史功绩。(舒大刚撰)

   其论《诗经》,曰:“诗者,论功颂德之歌,止僻防邪之训。”(《毛诗正义 序》,下同)不外乎歌功颂德、劝人从善之行吟。这些长吟短唱,作之者虽然是自 我感情流露,但却有益于生灵教化。对于统治者来说,《诗》还可以观为政之得失: “若政遇醇和,则欢娱被于朝野;时当惨黩,亦怨刺形于咏歌。作之者所以畅怀舒 愤,闻之者足以塞违从正。”诗歌是作者情感的流露,是社会的风标,是政治的雨 晴表,观乎诗即知其喜怒哀乐,治乱兴衰。所以诗歌不仅仅是一种艺术,一种小技, 诗歌一样可以用于教化,眼务于政治,故圣人于六艺之中,要设诗教。关于诗歌的 起源,孔颖达提出性情说。古语有“诗言志”,孔颖达认为诗歌起原于性情,情有 所动,声发乎外,其韵律合乎一定的节奏韵律,这就是诗。由于诗是有感于天地万 物之情而生,诗出之自然,一经产生,诗就有强烈的反作用,故能“感天地、动鬼 神”,更能讽励人伦,敦厚风俗。他认为诗理产生很古,因为性情古已有之,甚至 远至人类之前。如燕雀啁噍,有烦碎忧苦之情;鸾凤展翅,有翩翩起舞之容。可见 《诗》理是在开天辟地之初,动植分化之始就已具备了的。不过有形的诗歌却有其 诞生的历史过程。他于是又提出世运产生诗歌之说。认为上古帝王政务质实,一切 从简,无须讽谕;中古政务繁剧,有失有成,于是有沤歌的迫切需要。唐虞之时, 有诗的萌芽,而黄帝之世,却不见诗迹。其后时运每降,凡经三代,故诗逾三千。 诗之根本在性情,而诗之产生则在时政。今本《诗经》就是孔子从三千古诗之中, “厘正遗文,得其精华”,选编而成的。

董子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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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627年即位后的李世民改元贞观,论功行赏,孔颖达以儒业受封曲阜县男,转任给事中。给事中乃门下省要职,掌封驳政令,议论得失,颖达随侍皇帝左右,倍见亲信。屡迁国子司业,祭酒,掌管一国教育。唐太宗对孔颖达寄以厚望,将储君的教育委与他,任他为太子右庶子,与左庶子于志宁一道,共同掌教太子李承乾。孔颖达兢兢业业,克尽职守,无奈太子承乾爱好声色,漫游无度,足智饰非,不听劝教;又因大宗偏爱魏王李泰,酿成嫡庶相争之祸。承乾被废后,其他东宫属官多被黜退,唯孔颖达、于志宁等由于平时对承乾犯颜直谏,尽心尽职,太宗于是对他们却奖赏有加,信任如故。作为当年秦王亲信的几个文臣之一,孔颖达在后来的政治生活中,不像房杜诸人,功业卓著,位至公卿。他在太宗朝的主要贡献不在于政治,而是在文化事业。他学识渊博,文采出众,每遇朝廷议论礼历、商榷经义,他常发高论,多被采纳。他曾与魏征、颜师古等修订《隋书》,有“良史”之称,被加位散骑常侍;又修订五礼,进爵为子。

   为响应皇帝明诏,经明行修之士、方步矩领之徒,从四面八方云集洛阳,以文 会友,研经讨古,为统一的隋朝政权添上教化大兴的浓墨重彩。时承文帝废学之后, 老师宿儒,若陆德明、鲁世达、刘焯、刘炫之徒,都应时而出,登坛执经,各穷悬 河之辩;论难问对,共研先圣之理。孔颖达少年老成,英才秀发,斩关夺将,舌战 群儒。门下省纳言(侍中)杨达评第高下,以颖达为最,奏之皇帝。炀帝以孔颖达 为太学助教,陆德明为国子助教。其时颖达年方32岁,是应诏诸儒最年少的大师。 被他击败的“先辈宿儒”都心怀羞耻,愤愤不平,暗中派遣刺客欲加害颖达,幸得 礼部尚书、爱才思贤的杨玄感出面保护,将孔颖达藏于府中,才使少年才子幸免于 难。孔颖达凭着自己的渊博学识终于进入国家中央的教育和学术机构,在更好的环 境、更高的层次上进行经学研究工作。

      古郡千载,沐衡漳①之福泽;湖城日新,呈平野之膏腴。禹建冀州,雄踞九州之冠首;秦封钜鹿,势成兵家之锁钥。齐赐乐毅之食邑,赵筑简子之池城,汉尊董子之儒术,世颂毛苌之诗经,可谓云衢通天,风水衡存,文脉厚重,物阜民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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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颖达,字冲远,冀州衡水(今属河北)人。新旧《唐书》俱有传。北周武帝建德六年(574)生于一个世代书香的仕宦之家。曾祖名灵龟,官拜北魏国子博士;祖父名硕,为北魏南台治书侍御史。他为官正直,头戴饰懈豸(神羊)的法官帽子,威重严明,“权豪为之屏踪”,“风俗以之肃清”。父名安,北齐青州法曹参军,执法也公公平平,志在宽简。这确实是一个有地位、有名声的富贵之家。但与南北朝的膏粱世胄不学无术异趣,孔颖达并无半点纨绔子弟的习气,也不希冀凭藉父辈的门前步入官场。孔颖达的幼年时代正是南北朝对峙时期。他出生于北周时期,政教清明,局势稳定。一些较开明和有远见的士大夫,在魏晋以来门资恩荫的惊梦之余,开始重视教育。如当时自南朝进入北朝的名士名宦颜之推,即告诫子孙:“积财千万,不如薄技在身。技之易习而可贵者无过读书也。”仕宦之族,缙绅之家,相率督课子孙,教以儒业。于是,在这个少数民族建立的国度里,居然儒雅重文之风,不让衣冠文物荟萃的江南王朝。孔颖达出身于有文化教养的家庭,又赶上这样一个重教育兴文化的时代,可谓兼得天时与地利。他聪明颖悟,自幼便耳濡目染以礼乐为特征的儒家文化。

   武德九年(626),玄武门兵变,李世民杀建成、元吉,立为太子,秦府官属皆 有封赠,十八学士也加官进爵,杜如晦为太子左庶子,房玄龄为右庶子,虞世南为 中舍人,褚亮为舍人,姚思廉为洗马,孔颖达则擢授国子博士,成为全国最高学府 的高级教官。公元627年即位后的李世民改元贞观,论功行赏,孔颖达以儒业受封曲 阜县男,转任给事中。给事中乃门下省要职,掌封驳政令,议论得失,颖达随侍皇 帝左右,倍见亲信。屡迁国子司业,祭酒,掌管一国教育。唐太宗对孔颖达寄以厚 望,将储君的教育委与他,任他为太子右庶子,与左庶子于志宁一道,共同掌教太 子李承乾。孔颖达兢兢业业,克尽职守,无奈太子承乾爱好声色,漫游无度,足智 饰非,不听劝教;又因大宗偏爱魏王李泰,酿成嫡庶相争之祸。承乾被废后,其他 东宫属官多被黜退,唯孔颖达、于志宁等由于平时对承乾犯颜直谏,尽心尽职,太 宗于是对他们却奖赏有加,信任如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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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经正义》的编撰方法是,首先列出经文、注文,接着串讲经文大意,然后疏通注文,说明注文之所以然。如《诗经周南关雎》“窈窕叔女,君子好逑”一句,毛传说:“窈窕,幽闲也。淑,善;逑,匹也。言后妃有关雎之德,是幽闭贞专之善女,宜为君子之好匹。”郑笺说:“怨耦曰仇,言后妃之德和谐,则幽闭处深宫贞专之善女,能为君子和好众妾之怨者。言皆化后妃之德,不嫉妒,谓三夫人以下。”正义首先串讲经文说:“性行和谐者是后妃也。后妃虽悦乐君子,犹能不淫其色,退在深宫之中,不亵渎而相慢也。后妃既有是德,又不妒嫉,思得淑女以配君子,故窈窕然处幽闭贞专之善女,宜为君子之好匹也。以后妃不妒忌,可共事夫,故育宜也。”再疏通毛传说。“窈窕者,谓淑女所居之宫形窈窕然,故笺言幽闭深宫是也,(毛)传知然者,以其淑女已为善称,则窈窕宜为居处,故云幽闭,言其幽然而闲静也。扬雄云‘善心为窕,言容为窈’者,非也。逑,匹,《(尔雅)释诂》文,孙炎云:‘相求之匹’,《诗》本作逑,《尔雅》多作仇,字异音义同也。又回后妃有关雎之德,是幽闲贞专之善女,宜为君子之好匹者,美后妃有思贤之心,故说贤女宜求之状。……”以下接着又疏证郑笺。正义有说有证,层次清楚,释义分明,繁而有要,齐全周详,就像老师宿儒的讲义一样。因此,于志宁称之为“万古之仪型,一代之标的”。正义为了说明注文,往往旁征博引古籍和前贤解说,体大思精,资料至为丰富。如上引为释毛氏传文,正义引用了《尔雅释诂》和扬雄、孙炎之说。在疏证毛传关于“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的解释时,甚至引达《尔雅》释估、释鸟、释水、《五经定本》、俗本《毛诗》等文献资料,兼及郭璞、陆机、扬雄、许慎、李巡等人之说,还参证《诗经》江有渚、蒹葭、谷风、采蘩等篇中毛传郑笺的解释,反复周致,论证详明。人们既可以利用它来研习五经,寻求定解,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五经正义》是教科书,是法典;在古书佚散非常严重的情况下,人们也可以通过它保存的汉晋经说来窥探汉学风貌,研究两汉以及魏晋经学的历史,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五经正义》又是旧说府库、资料宝藏。由此看来,《五经正义》既作为标准范本有功于来学,也作为旧说渊薮有功于前贤。贞观十二年书成奏上,唐太宗目睹盛事,大为高兴,下诏褒奖说:“卿等博综古今,义理该洽。考前儒之异说,符圣人之幽旨,实为不朽!”赐孔颖达绢帛三百匹。完成了《五经正义》后,孔颖达已是十分疲倦了,上表请求退休。恰在这时,曾参与《周易正义》修撰的马嘉运摘取《五经正义》中的疏漏之处,大做文章,“每椅摭之”(《唐会要》),“致相讥低”(《唐书》本传)。十六年,唐太宗仍令孔颖达组织人马重加审订。正义因书出众手,工程浩大,成书仓促,自然难免偶尔失误,如在《尚书舜典》“朴作教刑”下称鞭刑“大隋造律方始废之”,《吕刑》“宫辟疑赦”下称“大隋开皇之初始除男子宫刑”等,以唐臣而称“大隋”,实在是有违君臣体统。似此之类,皆因依据“二刘”疏本,而与修诸儒又失于删正的缘故。审定工作异常缓慢,直到贞观二十二年(648)也未能完成,75岁的孔颖达带着遗憾,离开了人间,审定正义的工作一直到唐高宗永徽四年(653)才告结束,前后经历12年。高宗诏令颁《五经正义》于天下,“每年明经,依此考试”(《唐会要》卷77)。孔颖达死后,唐太宗许他陪葬昭陵,于志宁题写墓碑,“九泉虽囗,千载名扬”。作为一个纯粹的儒者,得此礼遇,孔颖达在天有知,亦可无憾于泉下了。

   孔颖达,字冲远,冀州衡水(今属河北)人。新旧《唐书》俱有传。北周武帝 建德六年(574)生于一个世代书香的仕宦之家。曾祖名灵龟,官拜北魏国子博士; 祖父名硕,为北魏南台治书侍御史。他为官正直,头戴饰懈豸(神羊)的法官帽子, 威重严明,“权豪为之屏踪”,“风俗以之肃清”。父名安,北齐青州法曹参军, 执法也公公平平,志在宽简。这确实是一个有地位、有名声的富贵之家。但与南北 朝的膏粱世胄不学无术异趣,孔颖达并无半点纨绔子弟的习气,也不希冀凭藉父辈 的门前步入官场。

③蓨县高门--北齐高祖高欢,原籍渤海蓨县(今河北景县),东魏权臣,北齐王朝奠基人,史称齐神武帝。其子高洋公元550年登上帝位,改国号为“齐”,建都邺城(今河北省临漳县),史称北齐。北齐高氏皇族有尚武传统。史料记载“北齐皇族高氏是人尽为将,人人都是将军,人人都能带兵交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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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纵论正经精义霞开《十八学士图赞》称赞孔颖达说:“道光列第,风传阙里。精义霞开,扌炎(舒展)辞飙起。”说他儒学修养很高,有当年孔子之风。讲经时精义灿然,犹彩霞满天;发表演说,口若悬河,如江飙陡起。验之颖达事迹,实非虚美之辞。孔颖达所修《五经正义》,不仅仅是前贤经说的材料堆积,其间贯穿了他精到的经学思想,这集中反映在正义前言和卷首题辞中。孔颖达深于《易》理,前人已有公论。宋人张唐英说:“孔颖达尝撰《周易正义》,又与马嘉运、赵乾协《叶》、苏德详等参详,以行于世。观其发明三圣之旨,通贯万化之蕴,其深于易乎!”(《全宋文》35册597页)其《周易正义》卷首题辞通过论《易》,阐发了系统的宇宙变化思想。首先,他揭示《易经》主旨在明变化之道,说:“易者变化之总名,改换之殊称。”(《周易正义卷首》,下同)变化运动存在于天地开辟之际,世间一切事物的存在形式即是运动:“自天地开辟,阴阳运行,寒暑送来,日有更出。”每一事物,无时无刻不处于运动变化之中。世界乃“新新不停,生生相续”,不断更新的世界。其更新不已的力量源泉在于运动,在于“变化之力,换代之功”。“易”之称即是对运动现象的概括,《易》建立的基础也就是运动变化。其次,孔颖达认为运动变化的根本在于阴阳二气之消长。圣人作卦,画“一”爻以象阳,画“一”爻以象阴;画八经卦为三爻,象天地人,亦即“三才”,以示运动法则贯穿天地人之中,曰:“变化运行在阴阳二气,故圣人初画八卦,设刚柔两画象二气也;布以三位象三才也;谓之为易,取变化之义。”其三,孔颖达指出《易》经的特征是抽象性和象征性:“易者象也;爻者效也。”象即像,即仿照;交即效,即效法。作《易》之圣人,“仰观俯察,象天地而育群品;云行而施,效四时以生万物。”简言之即效法天地及自然规律以生育众生,长养万物。其四,主“易兼三义”说。易的基本意义是运动变化。但这只是易义的一个方面。孔颖达从《易纬乾凿度》说,曰:“易一名而含三义,所谓易(简)也,交易也,不易也。”简易是说:天地无言,日月星辰布满天空,光明灿烂,并不繁冗,但在此“不烦不扰,淡泊不失”的背后,蕴藏着无限神机。此即自然规律的客观性和必然性。变易,指阴阳二气运行,阴阳作为无所不在而又对立统一的两种力量,实际是事物的矛盾性。天地变化,五行迭代,四时更替,乃至人世之进退荣辱,成败利钝,无一不是这一矛盾规律的具体表现。不易,指尊卑之位。天上地下,君南臣北,父坐子伏等等皆是。其实,这些对等的地位关系终究是有变化的,不变是暂时的,所谓不易实际是运动过程中一定时期内的相对稳定性。“易兼三义”实际包含了矛盾运动的规律性(易简)和运动形式(绝对的运动和相对的静止),这是合乎辩证运动观的。其五,易包有无。针对儒家崇有、老庄贵无的分歧,孔颖达采纳王弼的方法,援道入儒,提出“易兼有无”的命题。他说易之三义都是就“有”来说的,易简、交易、不易,都是有形事物的运动形式。“然有生于无”,易理中兼有“无”。因此《乾凿度》说:“有形生于无形,则乾坤安从而生故有太易,有太初,有太始,有太素。”太易是看不见的气;太初是气体的开始;太始是形体的开始;太素是品质的开始。气、形、质未分之时即“浑沌”,浑沌的特征是“视之不见,听之不闻,循之不得”,这就是玄妙无比不可捉摸的“太易”,这就是道家之“无”。可见易理中蕴含有“无”的意义。为何《易经》不讲“无”,专就有形而言呢孔颖达认为那是因为圣人作《易》意在垂教,垂教当以具体为法,不然人们就无所适从。这就是《系辞》所谓:“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道即无,器即有。其六,易道广大,理备三才。孔颖达为了神化《易经》,认为易道广大,无所不包。《易》乃圣人法天则地而作,故有天地之理;作《易》是为了垂教,故有人伦之理和王道之理:“《易》者所以继天地,理人伦,而明王道。”不仅有修齐治平(诸如“正君臣、父子、夫妇之义”)的大经大法,以存纲纪;而且还有“度时制宜,作为网罟,以佃以渔”等具体利民措施,“以赡民用”。只要遵循易理,就能使阴阳有序,百物和顺,社会安定,群生和洽,国祚就能传之无穷。其七,易历三古,人更三圣。在《周易》作者这个聚讼颇多的问题上,孔颖达综合诸家,作了总结性结论。他采用《汉书》“人更三圣,世历三古”的说法,认为“伏羲制卦,文王系辞,孔子作十翼。”《系辞》说:“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圣人”即伏羲。伏羲得河图,仰观天文,俯察地理,画为八卦,“万物之象皆在其中”,故《系辞》曰:“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八卦虽具万物之象,但未尽万物变通之理,故圣人再“因而重之”,将八卦重为六十四卦,于是变化之理仙然明备。《系辞》说:“因而重之,爻(变)在其中矣。”《系辞》又说:“易之兴也,其于中古乎作易者其有忧患乎”谁有忧患呢《史记》说了:“文王因而演易”,这就是“作易者有忧患”者也。具体说即是文工作卦辞。有人说交辞也是文王所作,但是历考其中许多文王身后之事,孔颖达认为交辞为周公所作。《左传》载,韩宣子观书太史,“见《易象》与《鲁春秋》,曰:‘周礼尽在鲁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与周之所以王。’”观《易》象而知周公之德,是必《周易》与周公有关,故定爻辞为周公所作。至于“十翼”,则为孔子所作。作《易》者,实有四位,而称“三圣”者,因周公为文王之子,兼于父子,故曰三圣。孔颖达一言论定,遂成千古公论。其论《尚书》也颇为典实。首先,认为《书》是先王史料,并不神秘:“《书》者,人君辞诰之典,右史记言之策。”全是些往古帝王的诰命和史官的记录,无非历史文献资料。认为尚书就是以先王言行来垂教后世。他说,《尚书》之中,内容多样,涉及面广,有的是帝王设为教令来统驭群下;有的是臣下敷陈礼乐以规谏君王。有时又宣明威令以严肃政纪,有时则布列和顺来调和风雨……其间不乏垂范作用。运用得当就百事大吉,倘若失之毫厘就会差之千里。真象枢机关键,不可等闲视之。他还论述了《书》的文体,认为书有典、谟、训、诰、誓五体,皆各有源起:典漠起于尧舜,誓诰始自汤武:“勋华揖让而典漠起,汤武革命而誓诰兴。”嘉言懿行,其来远矣!至于《书》的编者,孔颖达承袭司马迁之说,定为孔子。他说孔子生于衰周,有崇高的德行却无适当的地位,道之不行,遂讲求圣人之道以教化人心,取档案资料,删繁就简,去粗取精,编为《书经》。时限上“上断尧舜,下终秦鲁,时历五代,书总百篇”;内容上,都是先王“前言往行足以垂法将来”者。但是,在《尚书》问题上,孔颖达却犯了采用伪孔传的错误,历来颇受非议。《尚书》的流传,最多纠葛。相传孔子删书百篇,秦焚书,《尚书》散佚。

   原因之二,是有前人成果可供借鉴。南北朝时期,儒生依照佛教讲疏的形式, 对五经作有多种义疏,孔颖达对各家义疏进行比较,选择优秀底本,再融会众说、 剪裁诸家,折衷以己意。善于利用前人劳动成果,有前人努力为基点,自然见效快, 成功伟。这就是《五经正义》成书快的又一个秘密。当时,《周易》,江南有义疏 十余家,但都“辞尚虚玄,义多浮诞”(《周易正义序》),于是孔颖达取其合乎 孔子思想,与王弼注并行不悖的说法,著为正义。《尚书》有蔡大宝、巢猗、费囗、 顾彪、刘炫、刘焯《正义》,前面数人多互相因循,义理浅略,唯颖达老师“二刘” “最为详雅”。遂依“二刘”书疏为本,而删其狂傲和虚华。《诗经》义疏有全缓、 何胤、舒援、刘轨思、刘丑、刘焯、刘炫诸家,也是“二刘”诗疏“特为殊绝”, 于是“据以为本”(《毛诗正义序》),而匡其轻狂,补其疏略。《礼记》有贺循、 贺囗、庾蔚、崔灵思、沈重宜、皇侃、徐遵明、李业兴、李宝鼎、侯聪、熊安生等 疏,皇、熊二家最流行,其中皇氏最优秀,孔颖达乃“据皇氏为本,其有不备,以 熊氏补正”(《礼记正义序》)。《春秋左传》义疏有沈文阿、苏宽、刘炫等家, 孔颖达认为:“刘炫于数君之内,实为翘楚”(《左传正义序》),故依据刘疏, 补以沈氏,若两家俱失,则申以己见。

⑫圣姑高台--圣姑庙相传是汉光武帝修建,是方圆百里最大的庙宇建筑。元代大德十年(公元1306年)在原庙东侧筑高台重建,明、清两代多次扩建而成。据史料记载,“燕赵齐鲁之民,虽千百里之远,致香火者如织”。1945年5月,该庙在抗日战火中遭到毁坏。2012年重新修复,相传圣姑,字女君,为周代末的安平县会沃村人氏,以其智救汉光武帝刘秀和侍奉父母终生不嫁被传颂为忠孝双全的女圣人。

        鹤栖凤翥,天眷人亲;河湖一体,梦幻江南。京南第一湖,马拉松广场临湖赏景;华北绿明珠,环湖赛跑道吸氧健身。笑谈风过处,浪遏飞舟;坐看云起时,雨落倾城。一泓秋水,四季烟波浩渺,杨柳岸兰舟催发;湖东秀色,多少古韵新姿,滏阳楼锦绣未央。

武德九年(626),玄武门兵变,李世民杀建成、元吉,立为太子,秦府官属皆有封赠,十八学士也加官进爵,杜如晦为太子左庶子,房玄龄为右庶子,虞世南为中舍人,褚亮为舍人,姚思廉为洗马,孔颖达则擢授国子博士,成为全国最高学府的高级教官。

一、彬彬士投师刘焯 翩翩郎舌战群儒

⑭银鹰筑巢--衡水机场位于河北省衡水市故城县里老乡,现为北京军区军用机场,曾担任过多次国家级军事任务,但由于其独特的地理位置,一直是河北省衡水市与山东省德州市重点民航建设的项目之一。2017年规划建设冀州、安平、景县、枣强通用机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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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八学士图赞》称赞孔颖达说:“道光列第,风传阙里。精义霞开,扌炎 (舒展)辞飙起。”说他儒学修养很高,有当年孔子之风。讲经时精义灿然,犹彩 霞满天;发表演说,口若悬河,如江飙陡起。验之颖达事迹,实非虚美之辞。孔颖 达所修《五经正义》,不仅仅是前贤经说的材料堆积,其间贯穿了他精到的经学思 想,这集中反映在正义前言和卷首题辞中。

⑤孙敬--汉朝信都(今冀州市)人,东汉著名政治家,纵横家,成语“悬梁刺股”中“悬梁”的主人公。东汉·班固《汉书》:“孙敬字文宝,好学,晨夕不休。及至眠睡疲寝,以绳系头,悬屋梁。后为当世大儒。”

        神医邳彤,博陵崔护。冯太后临朝,孔巢父平乱;董仲舒尊儒,刘幽求佐圣。渤海高达夫,谁人不识君;蓟门王主簿,更上楼一层。怪才王少怀,揶揄官绅奸;清官马中锡,寓意东郭狼。孙敬“闭户先生”,张鹜“青钱学士”。盛世鸿儒孔颖达,形意神拳李洛能。京剧名伶荀慧生,文学巨匠孙树勋;以全聚德杨寿山,京韵大鼓刘宝全。抗日英雄节振国,劳动模范耿长锁。优秀干警范党育,太行之子李保国。王任重,人民功臣,革命一生,牵挂三峡坝址,死而后已;哈励逊,和平战士,奔波数省,遗留一座医院,病倒方息。弓仲韬,播台城星火,党史第一农村支部;王玉坤,燃办社火种,代表五亿农民方向。感动中国,好人林秀贞;解甲上校,村官王晓勋。道德薪火,代代相传;文化承绪,煌煌不断。王习三,画壶系列肖像,冀派名扬;刘家科,散文乡村记忆,问鼎鲁奖。大医仁心吴殿华,老当益壮播爱汶川,救死扶伤美名彰;赤子本色王文忠,义无反顾情注芍药,天翻地覆慨而慷。俊才迭出,英雄辈强;风流人物,耳熟能详。平原枪声,滹沱风云。革命老区,滨湖新城。

   同与编修之事者尚有多人,以孔颖达为其首领。在注疏编纂过程中,义例的制 定,是非的考论,皆由颖达我夺。首先,孔颖达在众多的经书章句中,选择一家优 秀的注释作为标准注本,然后对经文注文详加疏通阐释。

衡水中学

   孔颖达深于《易》理,前人已有公论。宋人张唐英说:“孔颖达尝撰《周易正 义》,又与马嘉运、赵乾协《叶》、苏德详等参详,以行于世。观其发明三圣之旨, 通贯万化之蕴,其深于易乎!”(《全宋文》35册597页)其《周易正义》卷首题辞 通过论《易》,阐发了系统的宇宙变化思想。首先,他揭示《易经》主旨在明变化 之道,说:“易者变化之总名,改换之殊称。”(《周易正义卷首》,下同)变化 运动存在于天地开辟之际,世间一切事物的存在形式即是运动:“自天地开辟,阴 阳运行,寒暑送来,日有更出。”每一事物,无时无刻不处于运动变化之中。世界 乃“新新不停,生生相续”,不断更新的世界。其更新不已的力量源泉在于运动, 在于“变化之力,换代之功”。“易”之称即是对运动现象的概括,《易》建立的 基础也就是运动变化。其次,孔颖达认为运动变化的根本在于阴阳二气之消长。圣 人作卦,画“一”爻以象阳,画“一”爻以象阴;画八经卦为三爻,象天地人,亦 即“三才”,以示运动法则贯穿天地人之中,曰:“变化运行在阴阳二气,故圣人 初画八卦,设刚柔两画象二气也;布以三位象三才也;谓之为易,取变化之义。” 其三,孔颖达指出《易》经的特征是抽象性和象征性:“易者象也;爻者效也。” 象即像,即仿照;交即效,即效法。作《易》之圣人,“仰观俯察,象天地而育群 品;云行而施,效四时以生万物。”简言之即效法天地及自然规律以生育众生,长 养万物。其四,主“易兼三义”说。易的基本意义是运动变化。但这只是易义的一 个方面。孔颖达从《易纬乾凿度》说,曰:“易一名而含三义,所谓易(简)也, 交易也,不易也。”简易是说:天地无言,日月星辰布满天空,光明灿烂,并不繁 冗,但在此“不烦不扰,淡泊不失”的背后,蕴藏着无限神机。此即自然规律的客 观性和必然性。变易,指阴阳二气运行,阴阳作为无所不在而又对立统一的两种力 量,实际是事物的矛盾性。天地变化,五行迭代,四时更替,乃至人世之进退荣辱, 成败利钝,无一不是这一矛盾规律的具体表现。不易,指尊卑之位。天上地下,君 南臣北,父坐子伏等等皆是。其实,这些对等的地位关系终究是有变化的,不变是 暂时的,所谓不易实际是运动过程中一定时期内的相对稳定性。“易兼三义”实际 包含了矛盾运动的规律性(易简)和运动形式(绝对的运动和相对的静止),这是 合乎辩证运动观的。其五,易包有无。针对儒家崇有、老庄贵无的分歧,孔颖达采 纳王弼的方法,援道入儒,提出“易兼有无”的命题。他说易之三义都是就“有” 来说的,易简、交易、不易,都是有形事物的运动形式。“然有生于无”,易理中 兼有“无”。因此《乾凿度》说:“有形生于无形,则乾坤安从而生?故有太易, 有太初,有太始,有太素。”太易是看不见的气;太初是气体的开始;太始是形体 的开始;太素是品质的开始。气、形、质未分之时即“浑沌”,浑沌的特征是“视 之不见,听之不闻,循之不得”,这就是玄妙无比不可捉摸的“太易”,这就是道 家之“无”。可见易理中蕴含有“无”的意义。为何《易经》不讲“无”,专就有 形而言呢?孔颖达认为那是因为圣人作《易》意在垂教,垂教当以具体为法,不然 人们就无所适从。这就是《系辞》所谓:“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 道即无,器即有。其六,易道广大,理备三才。孔颖达为了神化《易经》,认为易 道广大,无所不包。《易》乃圣人法天则地而作,故有天地之理;作《易》是为了 垂教,故有人伦之理和王道之理:“《易》者所以继天地,理人伦,而明王道。” 不仅有修齐治平(诸如“正君臣、父子、夫妇之义”)的大经大法,以存纲纪;而 且还有“度时制宜,作为网罟,以佃以渔”等具体利民措施,“以赡民用”。只要 遵循易理,就能使阴阳有序,百物和顺,社会安定,群生和洽,国祚就能传之无穷。 其七,易历三古,人更三圣。在《周易》作者这个聚讼颇多的问题上,孔颖达综合 诸家,作了总结性结论。他采用《汉书》“人更三圣,世历三古”的说法,认为 “伏羲制卦,文王系辞,孔子作十翼。”《系辞》说:“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 之。”“圣人”即伏羲。伏羲得河图,仰观天文,俯察地理,画为八卦,“万物之 象皆在其中”,故《系辞》曰:“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八卦虽具万物之象, 但未尽万物变通之理,故圣人再“因而重之”,将八卦重为六十四卦,于是变化之 理仙然明备。《系辞》说:“因而重之,爻(变)在其中矣。”《系辞》又说: “易之兴也,其于中古乎?作易者其有忧患乎?”谁有忧患呢?《史记》说了: “文王因而演易”,这就是“作易者有忧患”者也。具体说即是文工作卦辞。有人 说交辞也是文王所作,但是历考其中许多文王身后之事,孔颖达认为交辞为周公所 作。《左传》载,韩宣子观书太史,“见《易象》与《鲁春秋》,曰:‘周礼尽在 鲁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与周之所以王。’”观《易》象而知周公之德,是必《周 易》与周公有关,故定爻辞为周公所作。至于“十翼”,则为孔子所作。作《易》 者,实有四位,而称“三圣”者,因周公为文王之子,兼于父子,故曰三圣。孔颖 达一言论定,遂成千古公论。

⑪英雄仲韬--河北省安平县人,1916年考入北京法政大学,1919年参加五四运动。1923年4月由李大钊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受李大钊派遣回原籍传播马列主义,1923年8月发起成立了“中共安平县台城特别支部”(简称“台城特支”),直接受中共北京区委领导,这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农村党支部。

二、十八学士登瀛州 五经正义传典型

⑧《太平御览》--中国百科全书性质的类书,北宋四大部书之一。翰林学世李昉(饶阳籍)奉诏主纂,全书1000卷,分55部,引用古今图书及各种体裁文章共2579种,与同时编纂的史学类书《册府元龟》,文学类书《文苑英华》和小说类书《太平广记》合称为“宋四大书”。四部书中,《太平御览》编得最早。它是一部综合性类书,门类繁多,征引赅博,在类书中堪称“空前”,被视为“类书之冠”。

   孔颖达的幼年时代正是南北朝对峙时期。他出生于北周时期,政教清明,局势 稳定。一些较开明和有远见的士大夫,在魏晋以来门资恩荫的惊梦之余,开始重视 教育。如当时自南朝进入北朝的名士名宦颜之推,即告诫子孙:“积财千万,不如 薄技在身。技之易习而可贵者无过读书也。”仕宦之族,缙绅之家,相率督课子孙, 教以儒业。于是,在这个少数民族建立的国度里,居然儒雅重文之风,不让衣冠文 物荟萃的江南王朝。孔颖达出身于有文化教养的家庭,又赶上这样一个重教育兴文 化的时代,可谓兼得天时与地利。他聪明颖悟,自幼便耳儒目染以礼乐为特征的儒 家文化。公元581年,孔颖达8岁,北周外戚、权臣杨坚取代北周,建立隋朝,是为 文帝。隋文帝初年颇重儒术,“超抉奇隽,厚赏诸儒”,自京师达于四方,大兴学 校,广置生徒。“齐鲁赵魏,学者尤多,负笈追师,不远千里,讲诵之声,道路不 绝”,被史书称为:“中州儒雅之盛,自汉魏以来,一时而已!”孔颖达也在这个 时候走上了正规学习的轨道。史称他“八岁就学,日诵千余言”,悟性特佳。还在 少年时代,孔颖这便明悉了服虔所注《左氏传》,郑玄所注《尚书》、《礼记》、 所笺《毛诗》,王弼注《周易》;于儒经之外,还旁及诸子,兼善历算之学;更长 于属文,彬彬焉俨然一少年老成之儒士矣!

⑥《四民月令》--东汉政论家崔寔模仿古时月令所著的农业著作,是东汉后期叙述一年例行农事活动的专书,描述古代中国社会地主阶层的农业运作,书中提及的经济运作,亦为中国经济史研究提供第一手资料。

   《唐会要》(卷77)说:“贞观十二年国子祭酒孔颖达撰工经义疏170卷,名曰 《义赞》,有诏改为《五经正义》”。考本传,孔颖达贞观六年除国子司业,七年 与魏征等同修《隋书》,十一年修正礼,十二年官进国子祭酒。可见《五经正义》 的编修是在十二年孔颖达做国子祭酒任内。从受诏到成书,前后不过一年,文成数 十万字,为卷170,真是神速!神速!究其原因,盖有二焉:一是得博学诸儒的通力 合作。参加修《周易正义》的有颜师古、司马才章、王恭、马嘉运、赵乾叶、王琰、 于志宁等;修《尚书正义》的有王德昭、李子云;修《毛诗正义》的有王德昭、齐 威等;修《礼记正义》的有朱子奢、李善信、贾公彦、柳士宣、范义囗、张权等; 修《春秋正义》的有谷那律、杨士勋、朱长才等。参修诸人都是当时儒学的第一流 人材,博极群书,精通五经。颜师古,是颜之推之后,“少传家学,博览群书,尤 精训诂”,曾奉太宗诏考订五经文字异同,撰《五经定本》,做了经书的文字统一 工作;又撰《汉书》注,大重于时,至今仍是研究《汉书》最优秀的古注。司马才 章传家学,通五经,为国子助教;王恭精三礼,并私撰《义证》,“甚为精博”; 马嘉运兼通儒释二教,“尤善论难”,高宗朝为国子博士,侍讲殿中;谷那律淹贯 群书,被褚遂良称为“九经库”;朱子奢少习《左传》,善属文,为中书舍人;杨 士勋、贾公彦都是《春秋》、《礼》学专家,杨后来撰有《春秋谷梁传疏》、贾撰 《周礼》《仪礼》二疏,与《五经正义》一并传为千古仪则,为今传《十三经注疏》 之一。其余诸君也都以学问官至国子、太学、四门学的博士或助教。(两《唐书》 儒林传及本传)孔颖达领导的《五经正义》编纂班子,真是英才荟萃,通儒群集, 难怪乎成书迅速。

⑮夔蛟摆尾--京九高铁衡水段规划建设,于2017年开工。

   隋末天下大乱,孔颖达避难于虎牢(在今河南荥阳)。李渊建国,海内一统。 李世民因创业征战之功,特授天策上将、领司徒、封秦王。他悦礼敦诗,爱才若渴, 开府治事,形同小朝廷。武德四年(621),李世民在解鞍歇马之后,爱尚儒教,属 意文学,特设文学馆,招揽天下文士,为治国平天下储备人才。文学馆位于宫城之 西,地静景幽,无车马之喧;典籍充栋,有兰台之盛。这年十月,孔颖达等18人同 日被授为文学馆学士,号称“十八学士”。十八学士都是当时经学通明、文彩飞扬 的优秀人物,杜如晦、房玄龄甚至是李世民的心腹谋臣。李世民给他们优以尊礼, 予以厚禄,入阁诸君,皆享用五品珍膳。还令大画家间立本为诸名士写真,大文豪 褚亮题写真赞,高悬于凌烟之阁,深藏于禁中秘府。十八学士三班值阁,李世民每 当军国事罢,进谒归休,常引见学士,与他们讨论坟籍,商略前载。儒雅之风,旷 古稀有;亲近之恩,百代罕及。因此时人称之“登瀛州”。

衡水文化艺术中心

   完成了《五经正义》后,孔颖达已是十分疲倦了,上表请求退休。恰在这时, 曾参与《周易正义》修撰的马嘉运摘取《五经正义》中的疏漏之处,大做文章, “每椅摭之”(《唐会要》),“致相讥低”(《唐书》本传)。十六年,唐太宗 仍令孔颖达组织人马重加审订。正义因书出众手,工程浩大,成书仓促,自然难免 偶尔失误,如在《尚书·舜典》“朴作教刑”下称鞭刑“大隋造律方始废之”, 《吕刑》“宫辟疑赦”下称“大隋开皇之初始除男子宫刑”等,以唐臣而称“大隋”, 实在是有违君臣体统。似此之类,皆因依据“二刘”疏本,而与修诸儒又失于删正 的缘故。审定工作异常缓慢,直到贞观二十二年(648)也未能完成,75岁的孔颖达 带着遗憾,离开了人间,审定正义的工作一直到唐高宗永徽四年(653)才告结束, 前后经历12年。高宗诏令颁《五经正义》于天下,“每年明经,依此考试”(《唐 会要》卷77)。

衡水湖晚景

   1.《旧唐书·孔颖达传》

京南之地,首善之区,蔚兴英杰之豪气,长传道德之薪火。李洛能⑩,武林之泰斗,形随意动,开门立派;荀慧生,梨园之奇葩,玉质冰心,几度梅开。英雄仲韬⑪,点燃台城星火;平原枪声,奏响抗日战歌;上校村官,赤心长系乡梓;好人秀贞,大爱感动中国。呜呼,碧血昭于苍穹,丹心泽于子孙,节义兮承传,守正兮出新!

第12章 盛世鸿儒 孔颖达

注释:

   少年时代,孔颖达曾师从当代大儒刘焯为学。刘焯字士元,信都昌亭人,与孔 颖达同郡。刘焯聪敏沈深,学通五经及诸家注解,并对《九章算术》、《周髀算经》 以及天文推步,测量山海之术,有精到的研究,著作有《五经述议》,见解独到, 多所创见。论者以为数百年以来,博学通儒,没有比他更好的了。与当时另一位博 学宏儒刘炫,同称“二刘”。当时儒学南北分裂,经籍散亡,学者求师无门,一些 精通汉师家法的老师宿儒,如徐道明、熊安生之徒,早已谢世,于是,“二刘”便 出类拔萃,秀出其间,遂为后生钻仰之名师。“天下名儒后进,质疑受业,不远千 里而至者,不可胜数”(《隋书·儒林传》)孔颖达就是这千里负笈的佼佼者。但 是,刘焯性情孤傲,怀抱不广,不仅吝于财货,责求束修,而且恃才傲物,凌辱诸 生。孔颖达初来,很受刘焯轻视,并不以礼相待。但一经颖达向他执经问难、发表 意见,刘焯见其答难问对,出人意表,能发人之所未发,乃翻然改容,刮目相看。 孔颖达在名师门下兢兢事学,虚心求教,在从前所学的诸经注解外,百丈竿头更进 一尺,《左传》于服注外又通社预集解,《尚书》于郑注外再通孔安国传(即伪孔 传),为后来他胜任《五经正义》的编纂工作垫下了丰厚的学植。学成业就,刘焯 欲留颖达同馆共授,切磋学问,颖达谢绝了明师的好意,满载而归,下帷教授。其 时他仅20余岁。

⑬三塔三墓--衡水境内的6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三塔”指的是宝云寺宝云塔、开福寺舍利塔、庆林寺塔;“三墓”指的是北齐高氏墓群、北魏至隋封氏墓群、逯家庄汉代壁画墓。

   孔颖达论《春秋》说:“《春秋》者,纪人君动作之务,是古史职之书。” (《春秋正义序》,下同)《春秋》就其本源上讲,不外乎史官记事的史书。然而 记事之中有书法存焉,那就是褒善贬恶,而褒贬的标准则是礼义,故《春秋》即是 礼乐原理的具体运用。通过叙事来寓褒贬,通过褒贬来宣传礼法,这就是《春秋》 的主题思想。孔颖达说:春秋之时,“下陵上替,内叛外侵,九域骚然,三纲遂绝”, 阶级矛盾,民族矛盾,社会治安,伦理道德,无一不尖锐对立,十分混乱。孔子生 逢乱世,心怀大圣,“想垂之以法则无位,正之以武则无兵,赏之以利则无财,说 之以道则不用”,读书人一无所有,只有将满腔热情与愤懑诉诸笔端,著书立说以 存其正论。因鲁史所记多有得失善恶之行,故依据经法来一一加以绳正,予以褒贬。 他的褒贬十分贴切准确,令人信眼,“一字所嘉,有同华衮之赠,一言所黜,无异 萧斧之诛!”真是威力无比,一枝秃笔胜过十万雄兵!

衡水湖

   3.《五经正义》《十三经注疏》本

景州塔

   孔颖达在经学上的最大成就是奉诏编纂《五经正义》,为经学的统一和汉学的 总结做出卓越贡献。如前所说,中国儒学从西汉开始便流派众多,师说不一。当时 《诗》分齐、鲁、韩三家,《书》分欧阳、大小夏侯,《礼》有《仪礼》、《礼记》, 其中《礼记》分大小戴,《易》分施、孟、梁邱、京,《春秋》既分公、谷二传, 公羊又有颜、严之学。经学史上称这些分歧为“师法”。后来经师又在师法的旗号 下更生异说,于是又分出“家法”,再由家法中分出各种专家之说。就像树干分枝, 校又分枝,枝叶繁茂,渐失根本,经义难明。故有“学徒劳而少功,后生疑而莫正 之叹”。后来古文畅兴,纠葛更生。《诗》有毛传与齐鲁韩争雄,《易》有高费与 施孟争胜,《春秋》有左传异军突起,《礼》又出现《周礼》与分高低,《书》又 得壁中古文十六篇。其间经本有无,卷国残全。文字今古,师说歧异,种种分歧, 更扰得经学讲坛迷雾重重。企图解决经学分歧的统一工作,孔颖达以前共有三次, 一是西汉宣帝有石渠阁大会,二是东汉章帝有白虎观之议,三是东汉末郑玄不讲家 法,遍注群经。石渠阁之会,重点讨论今文经内部师说繁粹的问题,讨论结果,不 仅没有统一师说分歧,反而增立博士,加剧了经学内部异说的产生;白虎观之议, 重点讨论今古文分歧问题,结果著为《白虎通》,用董仲舒的天人感应加西汉谶纬 迷信统一意识形态,对古文经说的优秀内容无所取正,这同样达不到学术统一的目 的。因此白虎观会议后,古文经学不仅没有歇息,反而从者更多,成就日丰。郑玄 兼通今古文,而以古文为依归。他起而遍注群经,杂采今古文,今古文之异才日渐 消亡。但是郑玄经注也未臻完善,学者多攻其所短,至西晋,王肃又重注群经,与 之抗衡,并借用王朝力量立为学官,遂有“郑学”“王学”之争。随着南北对峙局 面的形成和玄学的兴起,于是又出现清谈“玄学”与传统“汉学”、博学”与“北 学”的分歧。在学术风格上,南学主义理,重创新;北学主典实,重故训。南朝治 经《易》尊王弼注,《尚书》用东晋出现的伪孔传,《左传》则用杜预集解;北朝, 《周易》《尚书》用郑玄注,《左传》用眼虔注。《毛诗》、《礼》南北同尊郑注。 此其大致。当时南北王朝并未明确将经注定为一尊,学者谁主谁从,都是各行方便, 从其所好。特别是在南北势力交会之处,更是南学与北学混,义理与典实杂。这样 就给后生学习,经义取正,带来困难。这种情况在政权分离之时,倒还可以容忍, 但天下统一之后,特别是自隋王朝设立郡国之学以养士,开设明经、进士科取才以 后,没有一个统一的经解作教材和课试标准,势必给教育和选举工作带来很多麻烦。 史载隋文帝下令考试国子学生,准备择优录用,可是“自正朔不一将三百年,师训 纷给无所取正”(《隋书儒林传》),众博士无法评出考卷。有鉴于此,唐太宗下 令孔颖达主持编纂五经注疏定本。

图片 18

(574——684)

⑦《五经正义》--唐太宗时,冀州衡水籍著名经学家、教育家孔颖达奉旨召集当时一些著名儒士共同撰修《五经正义》,贞观十六年(642)编成。汉末以来,长期变乱,儒家典籍散佚,文理乖错,且师说多门,章句杂乱,为适应科举取士和维护全国政治统一的需要,《五经正义》应时而出,以求结束儒学内部宗派的纷争,为古代经学发展史的重要环节。《五经正义》现存《十三经注疏》中,流传版本以影印阮刻《十三经注疏》本为佳。

   作为当年秦王亲信的几个文臣之一,孔颖达在后来的政治生活中,不像房杜诸 人,功业卓著,位至公卿。他在太宗朝的主要贡献不在于政治,而是在文化事业。 他学识渊博,文采出众,每遇朝廷议论礼历、商榷经义,他常发高论,多被采纳。 他曾与魏征、颜师古等修订《隋书》,有“良史”之称,被加位散骑常侍;又修订 五礼,进爵为子。贞观十四年(640),孔颖达为国子祭酒,太宗亲临国学,举行祭 祀先圣孔子的释奠大礼。会上,群儒执经宣义,孔颖达主讲《孝经》,他声若洪钟, 口如悬河,义理分明。太宗令群儒发难辩驳,孔颖达“金汤易固,楼雉难攻”;排 难解纷,令众儒师大为折服。太宗手诏褒之曰:“洪钟待扣,扣无不应;幽谷发响, 声无不答。……思涌珠泉,情抽蕙兰。关西孔子,更起乎方今;济南伏生,重兴于 兹时!”称赞他为“关西孔子”、西汉伏生,与先圣先师并辉齐明。

        美哉衡水! 滨湖宜居,生态湖城,文化旅游,异军突起。窦氏青山,高峻崔巍,耸佳人之孝,千载不朽;圣姑高台⑫,庙宇俨然,表先贤之义,百代犹存;宝云古寺,香火鼎盛,撞祈福之钟,声震天地;安济老桥,虹跨滏阳,引清源之水,激荡古今。三塔三墓⑬,列为国保,后世瞻仰,古柏风涛。一河一湖,同做市标,今人游览,水色妖娆。若夫一枝吐艳,百里芳菲,桃之夭夭,香馥遍野;一湖凝碧,千顷潋滟,鱼跃鸟飞,生机盎然。观夫年画色巧,广贴千门;烟壶玲珑,内蕴乾坤;黑陶朴拙,塑成大器;管弦清越,合奏金音。更有侯店毛笔,紫竹狼毫,书写寒来暑往;宫廷金鱼,凤尾龙睛,见证河清海晏;白干老酒,百年佳酿,香飘十八酒坊。呜呼,紫气起于冀南,虹霓跨于滨湖,清风兮拂面,诗画兮舒展!

        丁酉仲春,时和气清。衡水湖畔,植四泽之芳草,汇八隅之佳木,亭榭绕以绿蕙,廊台缀以青蓠。园林之盛景,铺排锦绣;博苑之蓝图,气势恢宏。余感园林博览之盛事,抒乡梓康裕之胸臆,怀古颂今,遂作此赋。其词曰:

②博陵崔氏--东汉跻身名门,北齐北周时期全面上升,成为一流士族。在隋唐时曾尊为五姓七望之一的名门望族。在唐朝,博陵崔氏一共诞生了15位宰相。东汉时期,崔骃及子崔瑗、孙崔寔皆有文名,合称“三崔”。《后汉书·崔骃列传》“崔氏世有美才,兼以沉沦典籍,遂为儒家文林”

        乱⑯曰:横漳之福地兮,崇德尚义;滨湖之百业兮,日新月异;衡水之俊彦兮,同心戮力;生态之崛起兮,歌以献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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