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笼罩的美国,美国历史上的第一次红色恐惧

文章作者:中国史 上传时间:2019-12-03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不仅给中国送去了马克思主义,也给美国送去了持续多年的“红色恐怖”。

1920年1月20日,经过一系列精心策划,一夜之间,全美33个城市中有4000多名“赤色分子”被逮捕,公共集会被冲击,私人住宅遭到搜查,共产主义政党的大部分领导人被扔进监狱。其中,共产主义劳工党就有39名负责人被提起诉讼。

1920年春,纽约一名排字工人安德烈亚·萨尔塞多被联邦调查局秘密逮捕。他被关押了8周之久,其间无法会见家人和律师。不久后,他的尸体在人行横道上被发现,血肉模煳,而当局声称他是跳楼自杀,而对于原因却语焉不详。他的另外两名朋友尼古拉·萨科和巴特洛米欧·范塞蒂也惹上麻烦,他们被指与当年4月份发生在马萨诸塞州的一起枪杀案有关联。当局指控他们在一家制鞋店抢劫后杀人,但引发大量争议。有许多法学专家认为,现有证据并不能证明现场子弹是从二人随身携带的枪支里发射出去的。这场官司十分轰动,连教皇也写信希望赦免两名被告。但最终,经过7年旷日持久的争论,他们被判处死刑。在萨科和范塞蒂1927年8月22日坐上电刑椅之后,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各地发生了许多游行和示威罢工。这起案件之所以引发如此巨大的反响,除了证据学意义上的争议之外,更重要的是原因是,许多人相信这是一次基于意识形态而非事实的判决。一直到50年后1977年,萨科和范塞蒂的这起冤案才最终得以平反。1,“抓住那个赤色分子!”许多人认为,当局对他们的扣押、监禁和判决,最重要的理由是他们的政治倾向,他们都是无政府主义者。在当时的美国,布尔什维克和无政府主义者,都被当局视为潜在的社会主义革命力量,是必须被及时扼杀的。这是美国历史上第一次“赤色恐惧”。萨尔塞多、萨科和范塞蒂,是这次浪潮中众多“赤色分子”的一个剪影。当时的一个背景是,一战刚刚结束的美国,许多公众以为战争结束了,生活会变得更好一点。然而事与愿违——通货膨胀,物价飞涨,数百万人失业,民生艰难。威尔逊政府又拿不出有效的方案,各地罢工此起彼伏。仅1919年一年里,美国共发生2600多起罢工事件,涉及工人达400多万。虽然这些罢工绝大多数都是由劳资纠纷引起,但在当时世界革命运动高涨的大环境之下,美国政府认为这些罢工“并不简单”,而是企图颠覆政权的“社会主义勐兽”。在罢工、炸弹、共产主义传单交织的1919年里,美国的赤色恐惧如洪水水位线一般日益攀升。1919年夏天,一枚炸弹在时任威尔逊政府的司法部长A·米切尔·帕尔默家门口爆炸。这枚炸弹显然激怒了他,并让他认为,如果再不对这些“敌对分子”施以铁腕手段,社会主义的风暴就可能将美国吞没。6个月之后,帕尔默开始了他对外国侨民的第一次大规模行动。根据美国国会在一战临近结束时通过的一项法律规定,那些反对现政府和支持破坏私有财产的外国人将被驱逐出境。1919年12月21日,在帕尔默的指挥下,司法部把抓获249名俄国侨民塞进了一艘货轮强行驱逐到了苏维埃俄国。这一举动得到美国主流媒体的欢迎。它们欢唿“联合起来庆祝不受欢迎的人离开”,“布福德号即苏维埃方舟,保证美国的延续”,“五月花号带来建设者,苏维埃方舟送走破坏者”。2,4000人大搜捕,赤色恐惧最高点主流媒体的一片赞扬,令帕尔默深受鼓舞。1920年1月20日,经过一系列精心策划,一夜之间,全美33个城市中有4000多名“赤色分子”被逮捕,公共集会被冲击,私人住宅遭到搜查,共产主义政党的大部分领导人被扔进监狱。其中,共产主义劳工党就有39名负责人被提起诉讼。在美国的共产党几乎被一夜摧毁。 当时芝加哥论坛报的一则政治漫画。面对这一夜之间搜捕出来的4000多名“布尔什维克”,美国众议院要求帕尔默就搜捕过程中所发生的违法、侵犯公民权以及不正当搜集证据作出回应。但帕尔默表示,这些人都是“激进分子”,不屑对众议院的要求予以回应。《华盛顿邮报》甚至公开撰文为帕尔默开脱。它宣称,公众不应该把时间浪费在司法部侵犯公民权上。这些“布尔什维克”没有经过公开的法律程序进行审判,他们在接受长期隔离、秘密审讯之后,许多人被驱逐出境,还有一些人和萨尔塞多、萨科和范塞蒂经历着相似的结局。在波士顿,司法部密探在地方警察的协助下用突袭会议大厅或凌晨入室的方式抓获了600人。这些人被戴上脚镣手铐游街示众。至此,美国的“赤色恐惧”达到最高潮。但它也意味着退潮的开始。经过了一年的提心吊胆和人人自危,美国民众开始厌弃这样无休止的意识形态打压,对“赤色分子”的突袭远远比不上提高生活水平来得重要。在这一年的总统大选中,打出“回归常态”竞选口号的共和党候选人沃伦·哈定获得压倒性胜利,成为美国第29任总统。2,意识形态恐惧,美国的顽疾“赤色恐惧”发生在美国,并非偶然。从本质上讲,美国是一个以意识形态立国的国家,通过自身价值和意识形态来界定“自己人”和“外人”,是美国从建国以来一以贯之的固有视角。1917年在俄国成立的苏维埃政权,产生出一种在世界上极具号召力的全新意识形态,这也让美国第一次从外部感受到意识形态的巨大压力。三年后骇人听闻的“赤色恐惧大搜捕”,某种程度上是美国在与苏维埃俄国暗暗较劲之下的必然结果。 1920年,列宁在莫斯科对将要前往波兰前线的红军发表讲话。当时,威尔逊的顾问约瑟夫•塔马尔蒂曾经提醒总统说,共和党人与民主党人面临着共同的威胁——社会主义。他还说,相比之下,两党之间的冲突是非常次要的,“因为在这个工业化和社会动荡的时代,对于普通老百姓而言,两党都已声名狼藉……”虽然这次“赤色恐惧”很快黯淡下去,但美国价值体系中这种与生俱来的天然视角,决定了类似的“恐惧症”在美国历史中会反复地不定期发作,比如在50年代更加来势汹汹的“麦卡锡主义”。即便在对外战争中,美国也不像欧洲那样首先寻求建立稳定的秩序,而要试图一直打到意识形态上不再面临挑战,它才会感觉自己真正安全了。如果以中国人传统的中庸视角来看美国外交,往往容易迷失其本质的东西。从“赤色恐惧”到“麦卡锡主义”,从朝鲜战争到越南战争,意识形态在美国的国家行为中始终扮演着重要角色,一以贯之。如今意识形态担忧在美国再次抬头。从关闭孔子学院到排查“千人计划”学者,再到“每一个留学生都是间谍”。一方面,美国一些精英认为中国现代化是从美国“盗取”的,侵犯了所谓的“美国知识产权”,另一方面,更深层次的原因是,美国一些主流精英对中国在意识形态上的担忧日渐升温。我们必须高度注意美国国内正在发生的变化,同时了解这不意味着中美必然发生全面冲突。对此,我们一方面要在战略上保持谦虚和守势,任何情况下都不主动挑衅美国,也不主动向美国示强,遭到美国挤压时坚决抵制,同时不搞过度抵制;另外一方面,尽最大努力避免中美发生军事冲突,并在非中国核心利益上多与美国开展合作,认真寻找双赢的模式,探讨打破零和博弈的现实方式。时代的逻辑已经改变。贯穿20世纪的陈旧思维,在新的世纪未必适用。对美国来说,一旦合作的吸引力大于对抗的吸引力,中美关系就有可能避免成为美苏关系在21世纪的翻版。

世界范围的动荡

对社会变革的激烈渴望和战争结果的极大失望在远远超出黑人社区以外的地方也明显可见。在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列宁的政府将土地、银行和工厂国有化,宣布追求一个工人政府的社会主义梦想。俄国十月革命以及由一战释放出来的对民主的渴望将希望与恐惧的震撼同时传递给全世界。如同1848年和未来的1968年,1919年集中爆发了世界范围内的社会和政治动乱。在列宁革命号召的呼唤下,共产党领导的政府在巴伐利亚(Bavaria,德国的一部分)和匈牙利赢得了政权。贝尔法斯特、格拉斯哥、温尼伯等地爆发了要求兑现战时对产业民主承诺的总罢工。在西班牙,无政府主义者农民开始抢夺土地。在印度,殖民地人民向英国统治提出了挑战,许多殖民地的民族解放运动发出了要求独立的吼声。我们此刻生活在并将继续生活在一个革命的世界上,沃尔特李普曼这样写道。 世界范围的革命浪潮也为反对激进变革的势力提供了一个组织和动员应对力量的机会。即便当它们还在与德国作战的时候,同盟国已经把苏联政府视为一个极端的威胁,并企图推翻它。1918年夏,在分裂俄国的内战中,同盟国的远征军——由英国、法国、日本和美国军队组成——在俄国登陆,为列宁的对手提供援助。同盟国的军队直到1920年才最后撤离。 威尔逊的苏联政策暴露了自由主义式国际主义思想中的内在矛盾。一方面,为了兑现十四点和平原则宣称的原则和实现经济在全球范围内门户开放的目标,威尔逊希望与苏俄新政权培育一种贸易关系;另一方面,由于害怕共产主义破坏国际秩序的稳定和侵犯私有财产,他又必须参与对俄国的军事干预。同盟国没有邀请苏俄参加在凡尔赛举行的和谈会议,威尔逊也拒绝承认列宁的政府。苏俄政府得以幸存,但在世界其他地方,要求变革的大潮则逐渐消退。到1919年秋,大规模的罢工被镇压了,保守派政府在中欧国家建立起来。反共主义将成为20世纪美国外交政策的一根支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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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被“赤色恐惧”笼罩的美国……

美国的动乱

1919年,美国国内也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动荡。美国的动荡正好发生在一场世界性流行性感冒的侵袭之中,所以使美国显得更加杂乱无章。流行性感冒导致2千万到4千万人丧生,其中包括70万美国人。如上面所指出的,种族暴力四处蔓延。6月,一些著名美国人的家庭遭到炸弹的袭击,包括联邦司法部长米切尔帕默尔(A. Mitchell Palmer)的家庭住宅,但帕默尔得以逃生。在甚为愤怒的美国工人中,战时那种将爱国主义和民主、自由联系起来的语言给人们带来了希望,使他们感到一个崇尚社会正义和给予劳工经济权力的社会就在眼前。1917年,威尔逊告诉劳联说:当我们在为自由而战时,我们必须保证,在其他一切之外,劳工是自由的。劳工对威尔逊的话非常看重——看上去甚至比威尔逊本人还要认真。一位机器操作工说,政府曾经对整个世界宣称,我们为之而战的自由与民主将在美国的工业行业中实施。 至战争结束时,许多美国人相信,国家现在站在赫伯特胡佛所称的一个新工业秩序的边缘。缝纫工会领袖悉尼希尔曼(Sidney Hillman)与许多人一样,深深地沉浸在一战所带来的乌托邦梦想之中,他们的梦想又为俄国十月革命进一步强化。人们可以听到解放者的脚步声,他写道,劳工将当家做主,全世界将自由解放。1919年,有400多万工人参加了各种罢工——这是美国历史上最大的罢工浪潮。纺织工人、电话接线员和百老汇的演员们以及其他行业的工人纷纷举行罢工。在全国各地,工人们使用了战时的形象和语言,穿着缀有自由纽扣的军装游行,把他们的雇主和工头称为皇帝,要求得到在工作场所中的自由。他们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由雇主、政府和民间爱国组织联手组成的反击力量。 1919年1月,西雅图的船坞工人发起了一场罢工,这场罢工很快演变成为一场总罢工,一度将美国劳联和世界产业工人协会的工会联合起来,形成了强大的罢工浪潮。一个由劳工领袖组成的委员会曾负责监管城市的公用服务设施,长达5天之久,直到联邦军队前来结束罢工。9月,波士顿警察举行罢工,要求增加工资和缩短工作时间。马萨诸塞州长卡尔文柯立芝(Calvin Coolidge)宣称, 没有不顾公共安全而举行罢工的权利,他召集国民警卫队前来负责城市的巡逻,并将整个警察队伍全部解职。在全国各地的煤矿中,一位公司主管观察说,战时的宣传将工人们不现实的期望提高了,他们把一个真实解放的承诺太当真了。战争结束后,矿工们提出了要终结公司的绝对统治权的要求。然而,司法部长帕默尔从法院获得了禁令,终止了矿工的罢工活动。

一战与十月革命,恐惧与矛盾中的美国

1917年11月,俄国爆发十月革命,当时,第一次世界大战还在进行当中。十月革命所掀起的红色浪潮迅速席卷整个欧洲大陆,欧洲各国相继出现无产阶级革命的浪潮,匈牙利、奥地利、保加利亚、德国乃至意大利都先后爆发革命。 苏俄政权的建立引起美国震惊与敌视,他似乎与美国的国家制度、价值观念处处不符,加上苏俄退出协约国,宣布停战,使得德国在东部没有力量牵制,早期美国媒体形容苏俄政权为“逃跑的凶手”,加上列宁号召全世界的工人联合起来进行世界革命也使得美国“天下大骇”,时刻提防着劳工和东欧的移民们。

《列宁同志清扫地球》,共产主义与世界革命的发展促使美国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苏俄采取敌视态度与对布尔什维克形象的妖魔化

1918年11月,一战结束,美国各界都对自己的未来很乐观:工业资本家认为自己能继续大赚一笔;黑人认为参战后待遇与地位会得到提升;妇女希望争取到普选权;劳工们希望工时和工资标准更加合理......人们认为战争结束,一切似乎都在向好的形势发展,而实际情况比他们想象的要严重得多。

1919年初,美国通货膨胀,物价飞涨,300万人失业,而威尔逊总统又拿不出有效的方案,民众生活艰难,各种不利因素在1919年汇集起来。战争时期的一些法令保存了下来,民众们在战后仍保持着激动昂扬的战争情绪,两种思潮开始对立:一部分人主张继续排外,对象从德国人转移到东欧移民身上,似乎他们带有布尔什维克因子,会颠覆国家;另一部分人认为社会矛盾不可调和,将注意力集中到列宁以及阶级斗争等激进学说上,前者对红色怀有恐惧心理,后者对红色怀有崇敬之感,无论怎样,矛盾都集中在了“布尔什维克”身上,一场恐惧与阴谋的大戏在1919年的美国国土上鸣锣开场。

1920年1月20日,经过一系列精心策划,一夜之间,全美33个城市中有4000多名“赤色分子”被逮捕,公共集会被冲击,私人住宅遭到搜查,共产主义政党的大部分领导人被扔进监狱。其中,共产主义劳工党就有39名负责人被提起诉讼。在美国的共产党几乎被一夜摧毁。面对这一夜之间搜捕出来的4000多名“布尔什维克”,美国众议院要求帕尔默就搜捕过程中所发生的违法、侵犯公民权以及不正当搜集证据作出回应。但帕尔默表示,这些人都是“激进分子”,不屑对众议院的要求予以回应。

钢铁工人大罢工

战时那些关于经济民主和自由的宣传激发了这一时代影响和规模最大的劳工反抗活动,即1919年的钢铁工人大罢工。这场罢工的中心在芝加哥市,参加罢工的有365000名工人,多为移民工人,他们要求组织工会的权利、增加工资和八小时工作制。在1917年以前,钢铁厂犹如小型的专制政府,工厂主管可任意设定工资标准、决定工作条件、镇压一切组织工会的企图。一战期间,工人们大量参加了联合工会,该工会曾在一代人之前的霍姆斯德特大罢工失败后被彻底击溃。到1918年底,工人们赢得了八小时工作制的胜利。一战的停战协定签订之后,雇主们迅速恢复了反工会的活动。这场战争的意义是什么?一个波兰移民钢铁工人在工会的会议上问道,我们为什么要买自由债券?是为了工厂吗?不,我们是为了自由和美国——是为了所有的人。我们不能再像马和篷车那样地工作,我们要争取八小时工作制。图片 1恐红运动 许多进步主义者希望看到战时的经济计划机制能够在1918年之后继续发挥作用。但威尔逊政府很快将这些负责管理工业生产和劳工市场的政府机构解散。不过这些机制将在20世纪30年代成为富兰克林罗斯福新政中的某些政策所仿效的样板。战时对不同政见的压制活动继续得以进行,并在1919—1920年间的恐红运动时期达到了高峰。这是一个时间相对短暂、但力度甚为激烈的不容政治异见的时期。它的出现与战后的罢工浪潮和由俄国十月革命所引发的社会冲突与恐惧感有直接的联系。 司法部长A. 米切尔帕默尔认为,类似钢铁工人大罢工这样的事件是共产党人设计的一场世界范围的阴谋的一部分;他在1919年11月和1920年1月派出联邦官员对全国的激进组织和劳工组织的办公室进行突袭式搜查。他们所携带的搜查命令的权限非常广泛,稍有历史常识的人都会因此而记忆起詹姆斯奥蒂斯在1761年对损害自由的协助令的有力抗议。帕默尔突袭的行动由司法部下属的激进处(Radical Division)的24岁的主管J. 埃德加胡佛负责主持。有5000多人遭到逮捕,大多数人是在没有逮捕令的情况下被逮捕的,并在未受指控的情况下被关押了几个月。政府将数百名移民激进分子递解出境,其中包括前一章所提到的埃玛戈德曼在内。胡佛同时开始针对数千名被怀疑持有激进政治观点的美国人建立档案。这种做法在他后来成为联邦调查局的头目之后将继续进行下去。 1920年初对公民自由的践踏发展到十分严重的地步,帕默尔因此遭到了来自国会和舆论界的强烈批评。劳工部长路易斯波斯特(Louis Post)开始释放被关押的移民。恐红运动就此结束。1920年9月,纽约证券交易所外发生了一次炸弹爆炸,炸死了40人,即便如此,恐红运动也没有因此而复活(这场爆炸是1995年俄克拉荷马市大爆炸发生以前美国本土上所发生的危害最大的一场恐怖主义爆炸事件,但它的凶手始终没有被确认)。对于帕默尔突袭的反应使人们重新认识到公民自由的重要性,这种认知将在20世纪20年代开始发育生长。然而,就这场运动所带来的即刻后果而言,发生在1919年和1920年的事件给各种激进和劳工组织都带来了狠命的打击,并导致了一场甚为激烈的以爱国主义为主导的、维护政治和经济现状的美国化运动。世界产业工人协会被彻底摧毁了,许多温和派的工会组织也被搅得溃不成军。在政府的高压(纽约州立法机构将5名社会主义者代表予以驱逐,国会拒绝接受从威斯康星当选的维克多伯杰[Victor Berger]就任议员)和内部对俄国革命的分歧双重压力之下,社会主义党也崩溃了。

西雅图罢工开启“红色恐惧”

如果问美国哪座城市最早和和布尔什维克产生联系,那无疑就是西海岸的西雅图了。1917年11月十月革命爆发,同年年底,一条苏俄轮船在西雅图靠岸,船员们受邀参观了当地工会,并向工会叙述了苏俄革命的情况。工会高度赞扬苏俄的成就,称他们建立了“世界上最现先进的民主制度”,并且起草了致俄国工人信,表达美国工会的钦佩之情,自己要向“老大哥们”学习。

经过这件事,不少人都把“里通外国”、“苏维埃化”这顶大帽子扣到了西雅图工会头上,紧接着发生的西雅图大罢工似乎印证了这种说法,然而事实情况是它和美国历史上其他罢工并无二致,但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使得西雅图似乎要为“布尔什维克”负责了。

西雅图地区有着丰富的林业资源,伐木业与木材加工是其主要产业。1917年美国参加一战后,西雅图承担了造船任务。截止到1918年,西雅图地区有17个造船厂,3万造船工人,美国战争时期26%的军舰、航船出自西雅图。战争时期由于时间紧、任务重,再加上劳工们的爱国情感,劳工的工资问题上工会选择了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既然现在是困难时期,那么大家都忍耐一下吧。不过战后物价飞升,劳工们表示在不提升工资就活不下去了,然而船厂主和航船公司态度强硬,表示不会和工会谈判,甚至还会削减西雅图承担的造船配额,怒火中烧的工会和劳工们决定罢工。

著名的美国无政府主义者和早期社会主义者艾玛·戈德曼,艾玛生于立陶宛,移居美国后宣传无政府主义与反对参加一战,多次被美国政府逮捕入狱,在劳工组织中很有地位,1919年乘苏维埃方舟被驱逐出境

1月29日,西雅图工会拍板儿决定在2月6日罢工,并把消息放了出去,一时间,西雅图成为报纸头版宠儿,罢工还没开始,报纸就将这座最早与红色政权产生联系的城市的罢工“染上红色”。西雅图市长奥利·汉森直言工会罢工和俄国革命模式类似,公会不尊重市民的权利。不过这些言论没有阻碍罢工的发展,2月6日,西雅图六万工人同时停止工作,城市陷入停顿。不过罢工委员会组织了退伍老兵协助警察维持秩序,这是一场和平的罢工,“六万人在外,一场斗殴都没有。”罢工是和平的,但是西雅图市长汉森抓住了这个能提升他政治声誉的机会,对工会态度强硬,毫不妥协,同时征调一千余名联邦士兵进驻西雅图维持秩序,宣布自己有权戒严西雅图,这些做法为汉森挣得了不少名誉,主流媒体对其称赞有加,西雅图工会面对全国舆论的压力越来越大,不得已在2月11日停止罢工,就在同一天,司法部在西海岸逮捕了50多名外国共产党,将他们驱逐出境。借助西雅图罢工声名鹊起的汉森开始全美巡回演讲,宣传自己“在西雅图对抗布尔什维克的英勇事迹”,从此开始,布尔什维克成为与美国精神相左的对立面,群众对布尔什维克的形象越来越模糊,直到厌恶和恐惧。

1920年春,纽约一名排字工人安德烈亚·萨尔塞多被联邦调查局秘密逮捕。他被关押了8周之久,其间无法会见家人和律师。

威尔逊在凡尔赛

许多进步主义者支持政府的战争政策,是希望通过战争来改革美国社会,但威尔逊政府回应改革方面的退缩无情地击碎了他们的希望。在争取获得基于十四点和平原则之上的和平协议方面,威尔逊同样显得无能,这更加重了进步主义者的失败感。1918年末,总统前往法国参加在凡尔赛举行的和谈会议。面临巴黎人疯狂般的欢迎,他宣布说,美国士兵是作为十字军远征者到欧洲来的,……不仅仅是为了赢得战争,而是为了赢得一场……将世界引领到通向自由之路的事业。但事实证明,与他的英国对手戴维劳埃德乔治(David Lloyd George)和法国对手乔治克莱门梭(Georges Clemenceau)相比,威尔逊并不是一个在行的谈判老手。 十四点和平原则呼吁签订公开协定,但关于协定的谈判却是在秘密中进行的。凡尔赛和约实现了威尔逊的某些目标。它建立起了国际联盟,这是威尔逊所构想新国际秩序的核心建制。一批新的欧洲国家——芬兰、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奥地利、匈牙利、拉托维亚、立陶宛、爱沙尼亚和南斯拉夫——出现在被战争摧毁的奥匈帝国以及先前属于德、俄帝国的部分领土之上。它们中有的组成了以族裔–语言为基础的国家,另外一些则是由不同民族血统群体组成的极不稳定的集合体。图片 2无法实现的要求 在欧洲以外的地区,民族自决的原则则胎死腹中。巴黎和会开幕的时候,国务卿罗伯特兰辛(Robert Lansing)曾经警告说,民族自决这句话承载着炸药,将会带来一些永远也无法实现的希望。他担心,威尔逊的语言会将危险的思想带入某些种族的心灵之中,会激发起一些不可实现的要求,在世界各地带来许多的麻烦。正如兰辛所预料的,鼓吹殖民地独立的人也来到巴黎,对和约的谈判者进行游说。阿拉伯人要求在中东地区从古老的奥斯曼帝国版图上切割一块建立一个统一的独立国家。正在巴黎工作的年轻的越南爱国者胡志明(Nguyen Tat Thanh)提出他的人民应在法兰西帝国中获得更多的权利。杜波伊斯则在巴黎组织起一次泛非议会,提出在德国的非洲殖民地上划出一块领土来建立一个自治国家的建议。朝鲜人、印度人、爱尔兰人以及其他民族的人都要求获得民族自决。 然而,英国人和法国人根本就不打算将这一原则适用于他们各自的帝国领域之中。他们断然拒绝了殖民地人民要求自治的呼吁。一战期间,英国人曾将阿拉伯民族主义视为打击奥斯曼帝国的武器而予以鼓励和支持,并承诺在巴勒斯坦为在欧洲遭受迫害的犹太人建立一个祖国。事实上,一战的胜利者们将奥斯曼帝国领土划分成一系列的新领土,包括叙利亚、黎巴嫩、伊拉克和巴勒斯坦,由战胜国在国联的委托之下进行控制。南非、澳大利亚和日本则获得了德国在非洲和亚洲的前殖民地。直到1921年底,英国才同意创立一个自由的爱尔兰国家,但它仍然继续统治着该岛屿的北部角落。

“先生,您的邮包”

被美国报纸染成红色的西雅图大罢工结束不久,美国各地开始流传谣言——“激进分子推翻国家体制的行动正在逐步实施当中”,这种谣言引起了社会恐慌,老百姓在在各种传单、小报和邻居口中捕风捉影,终于,这种担心成为了“现实”。

1919年4月28日,西雅图市长汉森的办公室收到一个邮包,打开发现是含有硫酸的自制炸弹,市长出差在外逃过一劫,炸弹马上被拆除,媒体似乎乐于看到自己的预言成为现实,马上对炸弹事件进行报道,说实话,这种报道卓有成效地引起激进份子的破坏欲望,翌日,一枚邮包炸弹在亚特兰大前参议员哈德维克家中爆炸,死里逃生的参议员赌咒发誓,认为此事件是对他在任时期主张停止外国移民入境的报复。

五一节临近,全美劳工与激进分子准备热烈庆贺,而警方却是如临大敌。4月30日,五一节前一天, 纽约邮局发现16个因邮资不足而停放在邮局的包裹,它们看起来很像是在哈德维克家里爆炸的那种邮包。检测后,发现此物确是炸弹。警察很快行动起来,很快在全国范围内截获了多个炸弹邮包,它们的收件人包括劳工部长、司法部长、邮政部长等等政府头面人物。这一波炸弹事件震惊美国,媒体纷纷转载报道,成为目标的邮政部长称“这是世界历史上最大的炸弹阴谋。”似乎相比之下,策划炸掉英国国会的盖伊·福克斯不值一提。媒体们纷纷主动将邮包炸弹阴谋和即将到来的五一劳动节联系起来,受害者之一的汉森明确指出工会就是幕后黑手,是苏维埃的信徒们和无政府主义者所为,任何证据,一下子将布尔什维克推上前台。

美国司法部长米切尔·帕尔默,他于1919年3月任职司法部长,被无政府主义者的炸弹策划攻击,为他后期的大搜捕埋下伏笔

警方对炸弹事件的调查还没有任何进展,五一节的到来又打乱了他们原先的调查计划。5月1日,马萨诸塞州波士顿举行了社会党(美国共产党的前身)人大游行,高举红旗的游行党员和警察们发生冲突,5人受伤,100余人被逮捕;同时,在纽约、克利夫兰等地都发生了游行引发的暴乱,两地的社会党党部被冲击,克利夫兰甚至动用了坦克,才把这场混乱镇压下去。

社会党人本想借助游行展现实力,不想由于民众的恐惧与猜忌心,引发了冲突,一时间成为众矢之的。社会党人被贴上“布尔什维克”的标签,让新闻舆论狠狠踩在脚下,不得翻身。在这种情况下,民众们已经失去理性判断局势的能力了,而激进分子的炸弹“杰作”更是让他们走向另一个极端。

6月2日午夜11点,美国八个城市同一时间发生爆炸,邮包炸弹袭击浪潮经过一个月的沉寂再度来袭。纽约大法官、司法部长、议员、洛克菲勒、J.P.摩根等人纷纷成为目标,炸弹事件造成两人死亡,写有苏维埃和无政府主义者落款的传单撒的纽约、华盛顿遍地都是。司法部长米切尔·帕尔默躲过了第一波炸弹袭击,而第二波的邮包炸弹直接在他家中爆炸了,帕尔默和家人大难不死,可以说这次邮包炸弹在家中爆炸刺痛了帕尔默的心,同时也激怒了他。

邮包炸弹袭击后的帕尔默家

国会立刻拨款司法部,成立调查委员会,然而线索太少,大部分被认为是嫌疑人的社会党员纷纷被释放。美国各大报纸将罪魁祸首指向移民、布尔什维克与无政府主义者,但通过屡次的报道引导,逐渐向布尔什维克偏转,美国民众在动荡与不安中选择了政府。愤怒的司法部长、越来越激进的布尔什维克、恐慌当中的美国民众、一边倒的美国报纸,一切都使得事情越来越难以控制。所幸的是,由于司法部长被袭击,帕尔默很愤怒,手下人也就更上心,再加上报纸舆论的声讨,轰动一时的邮包炸弹事件在那个夏天逐渐归于沉寂。不过俗话说得好,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不久后,他的尸体在人行横道上被发现,血肉模糊,而当局声称他是跳楼自杀,而对于原因却语焉不详。

未来战争的种子

如前所述,杜波伊斯曾希望黑人的参战会促进美国国内的种族正义和海外殖民地的民族自治事业的发展。我们回来了,他在1919年5月的《危机》月刊中写道,我们从战场上回来了,我们从战场上回来了。让我们为民主的到来开道吧!但战争在国内和海外的结果却让他感到极度的失望和沮丧。杜波伊斯认为,威尔逊一刻也没有打算将美国黑人和世界各地的殖民地人民包括在他的民主之中。当今大多数人,他写道,想不出还有什么没有包含对其他人的奴役的自由。1903年,在《黑人的灵魂》一书中,杜波伊斯写下了令人难忘的预见:20世纪的问题将是肤色界限的问题。此刻,他预见到将发生一场由全世界的黑种人、棕色种人和黄种人与种族主义和帝国主义进行对决的争取自由的战斗。 如杜波伊斯所认识到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所播下的不是长久和平的种子,而是未来数场战争的种子。德国人对《凡尔赛和约》条款的愤怒将助长阿道夫希特勒的崛起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到来。阮爱国将改名为胡志明,领导一场漫长的争取越南独立的斗争。20世纪末,在捷克斯洛伐克和南斯拉夫的分裂之中,在围绕北爱尔兰地位的争议所发生的暴力之中,在阿拉伯人与以色列人之间在中东地区的永无止境的冲突之中,《凡尔赛和约》的幽魂仍然继续困扰着世界。

报界宣传下的“黑人布尔什维克”

1919年是美国历史上极为动荡的一年,正当邮包炸弹在美国马不停蹄地向各位达官显贵家中派送同时,种族主义抬头,各大城市爆发了对黑人的暴力行为。

南北战争结束并没有给黑人们平等地位,大量黑人涌向北方工业城市寻找工作,当地白人视其为竞争对手加以敌视,由于涌向北方的黑人越来越多,白人害怕自己被大量黑人的选票代表,掀起了一波种族歧视运动,1919年夏秋两季,全美70余名黑人被处以私刑。黑人们认为南北战争结束,他们不应再被当做奴隶对待,一战中,36万黑人士兵参军也为国内黑人壮了底气,要求平等的声音越来越大,最后,种族冲突全面爆发。

主流媒体在这次冲突中没有扮演“和事佬”的角色,反而煽风点火,将矛头直指布尔什维克。白人们习惯了以种族优越的眼观看黑人,而黑人群体爆发的“下克上”式的反抗使他们深信,是力量强大的苏俄布尔什维克从中捣鬼,使温顺的的黑人变得暴力,而不理智地看待黑人的诉求。7月19日,暴乱在华盛顿率先打响,白人退伍老兵手持棍棒搜索城内黑人并处以私刑,黑人立刻以牙还牙武装自己,《华盛顿邮报》趁机煽风点火,号召白人对黑人进行“清洗”,暴乱造成7人死亡,上百人受伤。

华盛顿的怒火未消,迅速蔓延到克利夫兰、芝加哥等城市。在芝加哥,爆发了规模最大的冲突,从7月末到8月初,13天的种族冲突造成38人死亡,500余人受伤。白人报纸《芝加哥论坛报》一口咬定死伤人数白人占了大多数,而实际情况相反。同时黑人报纸《芝加哥守卫者报》捏造黑人妇女与婴儿遇害,挑动怒火,使得暴力升级,7月底3500名联邦士兵进驻芝加哥,指直到8月8日事件完全平息。

电影《胡佛》中的芝加哥种族暴力冲突,规模之大为1919年之最,最终由联邦士兵镇压,8月才平息

暴乱中,纽约媒体认为黑人大规模反抗要归罪于参加一战的黑人士兵,称他们在法国接受了“布尔什维克思想”,并且回国后进行危险宣传,造成这种局面;《波士顿先驱报》则认为这是工会与布尔什维克的双重黑手炮制的。事实上,苏俄废除种族歧视的确赢得了黑人的好感,而美国做的确实不如苏俄,这使美国黑人很不满,再加上这次冲突中大部分死伤者是黑人,但美国民众仍认为这一切都是布尔什维克鼓动黑人所为,可见红色恐惧在美国进一步高涨。

他的另外两名朋友尼古拉·萨科和巴特洛米欧·范塞蒂也惹上麻烦,他们被指与当年4月份发生在马萨诸塞州的一起枪杀案有关联。

关于《凡尔赛和约》的辩论

威尔逊从欧洲回来时,还有最后的失望在等待着他。他把新创立的国联看成是战争的最佳遗产。但许多美国人担心,参加国联意味着美国将长期而漫无边际地卷入其他国家的事务之中。威尔逊则强调,如果不连续性地卷入世界事务,美国将无法拯救世界。由来自马萨诸塞的参议员亨利卡伯特洛奇(Henry Cabot Lodge)领头的反对派则声称,国联将使美国丧失采取行动的自由。 一个相当多数的参议员愿意在带有保留条件的情况下接受和约,这些条件包括,美国为遭到攻击的其他国联成员提供援助的责任不能取代国会的宣战权。至此为止,在新泽西州州长和美国总统的职位上,威尔逊的业绩都证明他是一个纯熟的政治家,善于与对手达成妥协。然而在这个问题上,他却笃信《凡尔赛和约》反映了上帝之手的意志,因而拒绝与国会领袖们谈判。1919年10月,就在关于国联的辩论进行之中,威尔逊遭遇了一次严重的中风。尽管病情的具体情况不为外界所知,他在剩余的任期内事实上处于不能视职的状态之中。他的妻子伊迪丝在后来的17个月中主持了政府的工作。1919年11月和1920年3月,参议院两次拒绝接受《凡尔赛和约》。 美国卷入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间只有不到19个月的时间,但它却给随后10年的美国——事实上,给整个20世纪剩余时间内的美国——罩上长长的阴影。在紧随战争结束后的一段时间内,美国从对国际事务的参与中后撤,但从长远来看,威尔逊将理想主义与权力政治结合使用的做法具有长久的影响力。他所提出的民主、开放的市场以及美国负有指导世界走向自由的使命的追求,将与美国为推行自己的利益和价值观而在海外采取军事干预的意愿结合在一起,创造出20世纪美国国际关系的模式。 就它本身的结果而言,在为民主建立一个更安全的世界方面,这场战争是失败的。即便强权也不总是能够让世界服从自己的意志。对世界上绝大多数地区和人民来说,战争既没有带来稳定,也没有带来民主;它反而损害了美国国内的自由。战争也使得进步主义失去了原有的光彩和吸引力。在20世纪20年代总统选举中,与该党的进步主义派别毫无关联的共和党候选人沃伦哈定(Warren G. Harding)赢得了压倒性的胜利。哈定将竞选口号锁定在回归常态和否定他所称为的威尔逊主义的核心议题上。他获得了60%的民选票。在卷入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美国曾抱有如此理想主义的目标和如此巨大的希望,但这场卷入却为美国历史上最为保守的一个10年的来临奠定了基础。

“罢工传染病”

在西雅图罢工后,资本家们发现,“布尔什维克”是很好地转移矛盾的借口,他们利用工人中存在的激进报纸、小册子,来宣扬劳工受苏俄影响,企图颠覆美国社会制度,巧妙地将劳资纠纷上升到意识形态领域,无疑加深了民众对罢工的反感。

1919年秋季,美国似乎受到“罢工传染病”的袭击,首先是波士顿。9月,波士顿一千多名警察罢工,城市立刻陷入混乱,打砸抢事件频发,愤怒的报纸称“如果民众还没认识布尔什维克,那么他们(波士顿警察)便是了。”威尔逊总统为罢工定下调子,称其是对文明的侵犯,波士顿警察成为众矢之的,被贴上布尔什维克标签,警察局长将罢工警察全部开除。

同月22日,罢工传染到全美,36万钢铁工人从匹兹堡开始罢工,遍及50座城市,工会领袖威廉·纪伯伦·福斯特的能力使全美国大为惊骇,称其为“赤色的福斯特”,认为他领导的罢工者多为东欧移民,满脑子都是阶级斗争思想,而福斯特毫不避讳地使用阶级斗争理论,称“结果使手段合理”、“不必在乎方式是否文明”,他的言论使得“赤色的福斯特”的名号越叫越响,民众纷纷对罢工敬而远之。政府对罢工采取铁腕镇压,派出军队与警察,同时使用工贼挑动劳工阵营内部团结,坚持了四个月的罢工最终失败收场。在整个1919年,美国共发生2600多起罢工事件,涉及工人达400多万。虽然这些罢工显然是由劳资矛盾引发的,但处在当时世界革命运动高涨的大环境之下,无疑会被美国政府看作是企图颠覆政府的“洪水猛兽”。在铁路工人罢工中,参议院任命一个调查委员会对罢工展开调査。 报告认为罢工运动中存在大量的世界产联成员、无政府主义者、革命分子及苏维埃分子,这些激进分子试图利用罢工运动来获得更大的权力,美国民众对这份报告深信不疑。

当局指控他们在一家制鞋店抢劫后杀人,但引发大量争议。有许多法学专家认为,现有证据并不能证明现场子弹是从二人随身携带的枪支里发射出去的。

帕尔默大搜捕

罢工、炸弹、共产主义传单交织的1919年里,美国的红色恐惧达到顶峰,司法部长帕尔默从邮包炸弹事件阴影里走了出来,主持司法部对全美的布尔什维克、无政府主义者宣战。

像作秀的西雅图市长汉森一样,帕尔默成为炸弹目标也不是偶然的。帕尔默先生在1919年3月才接手司法部,就对西雅图大罢工开展调查,抓捕了50多名外国共产党,加上他主张对移民采取硬性管制,强硬的态度让激进分子们很不舒服,于是自然而然他也成为了炸弹袭击目标。6月2日,炸弹在帕尔默家中爆炸,毫无疑问加深了这位司法部长对激进分子们的敌视,他要采取行动,帕尔默做出了一个重要决定,可以说这一决定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之后50多年的美国政治,他提拔了一个年轻人——时年24岁的埃德加·胡佛,也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联邦调查局局长。

胡佛当时的官职是总情报处处长,帕尔默没有看错,这个年轻人很快建立了一个含有全国激进分子、地下组织的情报系统,由于秋季钢铁工人大罢工事件的影响,高层和民众都呼吁司法部的手段要更加硬派一些,这无疑也给了帕尔默和胡佛施展拳脚的机会。

11月7日,司法部在胡佛指挥下对俄国移民工人组织“俄国人民之家”展开突袭,纽约总部的资料被司法部搜集,所有人被关起来审问,数百人被捕,其中大多数是不会英语的俄国移民,也包括著名的无政府主义者艾玛·戈德曼。帕尔默主张将这些人全部递解出境,新闻报道称搜查到“俄国人民之家”组织暗藏炸药,怀疑是邮包炸弹元凶,所以没有什么阻力,249名被拘押者坐上布福德号轮船离开纽约,驶向俄国。媒体们欢欣鼓舞,称“联合起来庆祝不受欢迎的人离开”,“布福德号即苏维埃方舟,保证美国的延续”,“五月花号带来建设者,苏维埃方舟送走破坏者”。

美国历史上著名的“苏维埃方舟”,美国媒体一致认为这是延续美国的不二选择,艾玛·戈德曼乘坐这条船离开了美国

帕尔默受到舆论鼓舞,准备对其它组织开刀。1920年1月2日,经过一些列精心策划,帕尔默及埃德加·胡佛组织了一次大搜捕,一夜之间,33个城市中约有4000名被怀疑为激进分子的人被逮捕,公共集会、私人住宅均受到冲击,两个共产主义政党的大部分领导人被关进监狱,其中共产主义劳工党的39位负责人被提起诉讼,美国共产党几乎被摧毁。《华盛顿邮报》撰文称公众不应该把时间浪费在司法部侵犯公民权上,公开为帕尔默开脱。雪片一样的驱逐案呈递到劳工部长桌子上,等待驱逐的审批。

这场官司十分轰动,连教皇也写信希望赦免两名被告。但最终,经过7年旷日持久的争论,他们被判处死刑。

红色恐惧衰退,国家进入正轨

帕尔默大搜捕是红色恐惧的高潮,也正是衰落的开始。面对一下搜捕来的4000多“布尔什维克”,众议院要求帕尔默就搜捕过程中所发生的违法、侵犯公民权以及不正当搜集证据作出回应,帕尔默称对他和司法部指责的人都是激进分子,不屑予以回应,引起民众不满,同时帕尔默利用民众恐慌,预言1920年的五一节激进分子会搞大事情,美国各大城市严阵以待,不过这一天平静的过去了,帕尔默预言成为帕尔默骗局,这时,大多数媒体站在了他的对立面,帕尔默又大胆预测7月4日布尔什维克会搞破坏,预言再次失败,帕尔默政治生涯结束,红色恐惧理论破产。不过帕尔默虽然离开了司法部,不过那个他提拔的叫做胡佛的年轻人以后会在这个舞台上大干一番,毫不客气的说,他会一手遮天,在这舞台上独舞。

经历了一年的提心吊胆,美国民众不想再这样生活下去,红色恐惧的厌恶心理油然而生,加上1920年美国总统大选临近,民众注意力纷纷转移,劳工、炸弹与激进分子不再是聚光灯下的焦点,打出“回归常态”旗号的共和党候选人沃伦·哈定走上前台,由于口号喊得漂亮,加上竞选过程中不断给红色恐惧降温,记者出身的他利用媒体为自己不断造势,终于在大选中以60%对34%的巨大优势击败竞争对手,成为美国第29任总统。

同年低,欧洲的共产主义发展势头得到遏制,苏俄将注意力转移到内部建设,假想敌不作为了,美国国内的恐惧气氛自然也就消解了,经历了1919年这一动荡不安、神经紧张的时期后,美国如同全身放假一样,进入20年代,喧嚣的“爵士时代”,紧张的神经得以松弛,享乐主义大行其道,新的发明改善着美国人的生活,一个菲茨杰拉德引领的娱乐时代来临,似乎这片土地上不曾发生过红色恐惧一样。

在萨科和范塞蒂1927年8月22日坐上电刑椅之后,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各地发生了许多游行和示威罢工。这起案件之所以引发如此巨大的反响,除了证据学意义上的争议之外,更重要的是原因是,许多人相信这是一次基于意识形态而非事实的判决。

尾声:舆论与国策

回首动荡的1919年,在红色恐惧中,美国主流媒体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从红色恐怖尚未开始时,美国媒体就开始草木皆兵,苏维埃政权成立两年内,奥克斯的《纽约时报》曾91次预测其“即将快垮台”,而《纽约世界报》等主流报纸频频将苏维埃威胁的漫画刊登,加深民众恐惧,指出东欧面孔的移民是革命家。在罢工开始后,媒体不问青红皂白,直言罢工受苏维埃和阶级斗争学说影响,必须镇压;种族冲突开始后,报界不理会黑人的政治诉求,称他们在欧洲接受布尔什维克主义,难以管教了;而帕尔默大搜捕侵犯了私人权利,报纸称国家安全摆在首位,对帕尔默的指责还是以后再说......可见,媒体在混乱恐慌的1919年里,几乎没有一次真正正确地站对自己的立场,《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等在这一年里完全体现了他们保守的一面,多年来积攒的信誉也在逐渐消耗,如果红色恐惧再持续几年,可能这些大报纸就即将“满嘴胡话”了。

红色恐惧时期的《纽约世界报》宣传画,画中描绘了无政府主义者计划炸掉自由女神像,将民众的恐惧心理进一步放大

1919年的红色恐惧对美国之后的发展、国策影响是巨大的。美国历史上苦心经营的社会党和共产党经过这一次打击几乎再也没有出现在历史舞台上,1919年几千起大罢工也没能使得工会哪怕拥有一次胜利,劳工运动、国际共运在美国陷入低谷,很久也没抬起头。

更主要的,是这次事件奠定了美国社会的反共基调,此后很长时期内,美国主流社会无不谈“赤”色变,这也为冷战初期出现的麦卡锡主义埋下伏笔。另一方面,“红色恐惧”的存在严重影响到美苏邦交,加上债务等问题难以解决,美国接连几届政府均坚持反布尔什维克立场,从而导致世界上最大的两个国家16年没有外交关系。美国的反共立场,在100年前就埋下了伏笔。

最有意思的,无疑是寄给帕尔默家爆炸的邮包炸弹,如果没有那枚炸弹,司法部长会不会不那么极端?会不会就不提拔那个能干的年轻人了?

参考:

《第一次红色恐惧研究》 刘祥

《恐赤的由来》 刘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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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到50年后1977年,萨科和范塞蒂的这起冤案才最终得以平反。

“抓住那个赤色分子!”

许多人认为,当局对他们的扣押、监禁和判决,最重要的理由是他们的政治倾向,他们都是无政府主义者。在当时的美国,布尔什维克和无政府主义者,都被当局视为潜在的社会主义革命力量,是必须被及时扼杀的。

这是美国历史上第一次“赤色恐惧”。萨尔塞多、萨科和范塞蒂,是这次浪潮中众多“赤色分子”的一个剪影。

当时的一个背景是,一战刚刚结束的美国,许多公众以为战争结束了,生活会变得更好一点。然而事与愿违——通货膨胀,物价飞涨,数百万人失业,民生艰难。威尔逊政府又拿不出有效的方案,各地罢工此起彼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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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1919年一年里,美国共发生2600多起罢工事件,涉及工人达400多万。虽然这些罢工绝大多数都是由劳资纠纷引起,但在当时世界革命运动高涨的大环境之下,美国政府认为这些罢工“并不简单”,而是企图颠覆政权的“社会主义猛兽”。

在罢工、炸弹、共产主义传单交织的1919年里,美国的赤色恐惧如洪水水位线一般日益攀升。

1919年夏天,一枚炸弹在时任威尔逊政府的司法部长A·米切尔·帕尔默家门口爆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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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枚炸弹显然激怒了他,并让他认为,如果再不对这些“敌对分子”施以铁腕手段,社会主义的风暴就可能将美国吞没。

6个月之后,帕尔默开始了他对外国侨民的第一次大规模行动。

根据美国国会在一战临近结束时通过的一项法律规定,那些反对现政府和支持破坏私有财产的外国人将被驱逐出境。1919年12月21日,在帕尔默的指挥下,司法部把抓获249名俄国侨民塞进了一艘货轮强行驱逐到了苏维埃俄国。

这一举动得到美国主流媒体的欢迎。它们欢呼“联合起来庆祝不受欢迎的人离开”,“布福德号即苏维埃方舟,保证美国的延续”,“五月花号带来建设者,苏维埃方舟送走破坏者”。

4000人大搜捕,赤色恐惧最高点

主流媒体的一片赞扬,令帕尔默深受鼓舞。

1920年1月20日,经过一系列精心策划,一夜之间,全美33个城市中有4000多名“赤色分子”被逮捕,公共集会被冲击,私人住宅遭到搜查,共产主义政党的大部分领导人被扔进监狱。其中,共产主义劳工党就有39名负责人被提起诉讼。

在美国的共产党几乎被一夜摧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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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芝加哥论坛报的一则政治漫画。

面对这一夜之间搜捕出来的4000多名“布尔什维克”,美国众议院要求帕尔默就搜捕过程中所发生的违法、侵犯公民权以及不正当搜集证据作出回应。但帕尔默表示,这些人都是“激进分子”,不屑对众议院的要求予以回应。

《华盛顿邮报》甚至公开撰文为帕尔默开脱。它宣称,公众不应该把时间浪费在司法部侵犯公民权上。

这些“布尔什维克”没有经过公开的法律程序进行审判,他们在接受长期隔离、秘密审讯之后,许多人被驱逐出境,还有一些人和萨尔塞多、萨科和范塞蒂经历着相似的结局。

在波士顿,司法部密探在地方警察的协助下用突袭会议大厅或凌晨入室的方式抓获了600人。这些人被戴上脚镣手铐游街示众。

至此,美国的“赤色恐惧”达到最高潮。

但它也意味着退潮的开始。经过了一年的提心吊胆和人人自危,美国民众开始厌弃这样无休止的意识形态打压,对“赤色分子”的突袭远远比不上提高生活水平来得重要。

在这一年的总统大选中,打出“回归常态”竞选口号的共和党候选人沃伦·哈定获得压倒性胜利,成为美国第29任总统。

意识形态恐惧,美国的顽疾

“赤色恐惧”发生在美国,并非偶然。

从本质上讲,美国是一个以意识形态立国的国家。通过自身价值和意识形态来界定“自己人”和“外人”,是美国从建国以来一以贯之的固有视角。

1917年在俄国成立的苏维埃政权,产生出一种在世界上极具号召力的全新意识形态,这也让美国第一次从外部感受到意识形态的巨大压力。三年后骇人听闻的“赤色恐惧大搜捕”,某种程度上是美国在与苏维埃俄国暗暗较劲之下的必然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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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年,列宁在莫斯科对将要前往波兰前线的红军发表讲话。

当时,威尔逊的顾问约瑟夫•塔马尔蒂曾经提醒总统说,共和党人与民主党人面临着共同的威胁——社会主义。他还说,相比之下,两党之间的冲突是非常次要的,“因为在这个工业化和社会动荡的时代,对于普通老百姓而言,两党都已声名狼藉……”

虽然这次“赤色恐惧”很快黯淡下去,但美国价值体系中这种与生俱来的天然视角,决定了类似的“恐惧症”在美国历史中会反复地不定期发作,比如在50年代更加来势汹汹的“麦卡锡主义”。

即便在对外战争中,美国也不像欧洲那样首先寻求建立稳定的秩序,而要试图一直打到意识形态上不再面临挑战,它才会感觉自己真正安全了。

如果以中国人传统的中庸视角来看美国外交,往往容易迷失其本质的东西。从“赤色恐惧”到“麦卡锡主义”,从朝鲜战争到越南战争,意识形态在美国的国家行为中始终扮演着重要角色,一以贯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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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意识形态担忧在美国再次抬头。从关闭孔子学院到排查“千人计划”学者,再到“每一个留学生都是间谍”。一方面,美国一些精英认为中国现代化是从美国“盗取”的,侵犯了所谓的“美国知识产权”,另一方面,更深层次的原因是,美国一些主流精英对中国在意识形态上的担忧日渐升温。

我们必须高度注意美国国内正在发生的变化,同时了解这不意味着中美必然发生全面冲突。

对此,我们一方面要在战略上保持谦虚和守势,任何情况下都不主动挑衅美国,也不主动向美国示强,遭到美国挤压时坚决抵制,同时不搞过度抵制;另外一方面,尽最大努力避免中美发生军事冲突,并在非中国核心利益上多与美国开展合作,认真寻找双赢的模式,探讨打破零和博弈的现实方式。

时代的逻辑已经改变。贯穿20世纪的陈旧思维,在新的世纪未必适用。对美国来说,一旦合作的吸引力大于对抗的吸引力,中美关系就有可能避免成为美苏关系在21世纪的翻版。

责任编辑: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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